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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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论述

### 道家和道教

近代中国学者多数认为：道家与道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习惯上有时也称道教为道家、黄老。严格来说，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道家”一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学派，或者指战国秦汉之际盛行的黄老之学。他们在思想理论上都以“道”为最高范畴，主张尊道贵德，效法自然，以清净无为法则治国修身和处理鬼神信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被称作道家。至于“道教”，则是一种宗教实体。顾名思义，“道教”的意思即“道”的教化或说教，或者说就是信奉“道”，通过精神形体的修炼而“成仙得道”的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实体，道教不仅有其独特的经典教义、神仙信仰和仪式活动，而且还有其宗教传承、教团组织、科戒制度、宗教活动场所。这样的宗教社团，与早期道家学派显然有所不同，但是道家是“道教”的上游，道家、道教的要本信仰都是“道”，我们绝不能将之妄加分割。

道教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 道教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东汉后期黄老道形成实体，太平道、天师道等民间原始教团相继成立。后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改造发展，道教的经典教义、修持方术、科戒仪范渐趋完备，新兴道派滋生繁衍，并得到统治者的承认，演变为成熟的正统宗教。

道教的产生、发展

### 道教的产生、发展

隋唐至北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尊崇，道教极为兴盛，社会影响极大，道教的哲学、养生术、符咒法、科仪规章也更为完善。晚唐北宋以后，道教内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出现及以修持内丹术为主的金丹道派开始兴起。到了南宋金元时期，道教发生变革。在华北出现了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等新道派，南方出现了金丹派南宗、天心、神霄、清微、净明等新道派，早期的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在教义和道法上也有革新。宣传三教合一，注重内丹修炼，是这一时期道教的主要特点。

明清两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道教发展陷入停滞僵化。近代中国道教承明清余绪，除个别时期，一直处于低谷。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时期的中国道教

###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时期的中国道教

新中国成立后，对旧社会道教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和陋习进行了改革，道教的面目为之一新。中国道教协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道教徒的大联合，广大爱国道教徒开始为发展道教事业共同努力。道教在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政治运动中受到波及。

1.道教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解放前的道教中充满着浓厚的封建气息，对广大道教徒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改革宫观封建经济，废除道教中的封建残余，与反动会道门划清界限，成为道教在新中国面临的重大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道教徒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自发成立学习小组，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时事政治的学习，发表《反帝爱国宣言》，开展捐献运动支援抗美援朝。各道教宫观订立《爱国公约》，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自动取消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清规；遵照国家关于农村土地方面的指示和土地改革、城市房产改革精神，对其封建经济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走上以劳动和生产为主的自养之路；成立宫观民主管理委员会。道教界还自动划清与各种反动会道门及其他秘密宗教的界限，通过宗教制度民主改革，整个道教界的面貌焕然一新，道教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中国道教协会成立

1956年夏，沈阳太清宫方丈岳崇岱、四川青城山常道观监院易心莹、道教居士陈撄宁等23位道教界著名人士发起，并广泛联络全国道教徒，倡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同时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全国道教徒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了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心。1957年4月8日，全国各名山宫观、道派及道教学者92名代表汇集北京，举行了中国道教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宣布中国道教协会成立，选举了由全真派和正一派道教领袖组成的中国道协第一届理事会，岳崇岱当选为会长,会址设在北京白云观。大会制定了《中国道教协会章程》，确定了中国道教协会的性质是爱国道教团体，其宗旨是：“联系和团结全国道教徒，继承和发扬道教的优良传统；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爱护祖国，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国道教协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道教徒的大联合、大团结。

道教的现状（1978至今）

### 道教的现状（1978至今）

1978年，党中央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在宗教问题上，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政策，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措施。道教界的拨乱反正工作有条不紊、逐步完成。在党和政府新时期宗教政策的指导下，中国道教的教务活动得到发展、人才培养成效显著、道教研究呈现繁荣景象，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开展对外友好交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1.道教界的拨乱反正

1980年5月，中国道教协会在重新恢复工作不久即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确定了今后道教工作的重点、修改了中国道教协会章程、选举了中国道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这次代表会议是道教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使得道教得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中国道教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后，道教界的冤假错案逐步得到平反，一部分被占用宫观陆续发还道教界自己管理。岳崇岱、王信安、向元理、李净尘、李理山等中、上层道教界爱国人士得到平反，中国道教协会领导人陈撄宁、易心莹、孟明慧和蒋宗翰等人的名誉得到恢复。其他道教界爱国人士的冤假错案也全部得到平反。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平反后担任了地方道协和宫观的负责工作，有的还被推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2.当代道教教育体系初步构建，人才培养力度得到

改革开放后至90年代初，中国道教协会先后举办5期“道教知识专修班”和1期“道教知识进修班”，共培养道教人才206名，其中大多数已成为今天道教界的骨干力量。1990年5月，中国道教学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所现代院校，标志着道教人才培养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目前全国道教界已设立10所道教院校，开设经义讲习、宫观管理、道医养生等多个专业，涵盖硕士研究生、本科、专科等三个层次。目前道教院校的统编教材、学位授予和教师职称评定等工作都在稳步推进，道教院校的规范化不断加强。在全国道教界的共同努力下，宫观负责基础教育、省市县级道教协会开展短期培训、道教院校进行专业教育的道教教育体系已初步建立，道教界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得到有效改善。

3.教务活动有序开展

一是注重依法依规办教，维护道教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全国各地积极推动恢复道教活动，落实房产财产，开放和修缮道教活动场所。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白云观等21座全国重点宫观开放，随后全国各地道教宫观陆续恢复开放。目前，依法登记的道教场所共有8200多处，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的教职人员近3万人，还有许多场所和人员正在陆续登记中。道教界注重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道教工作的能力，依法申请保护会旗、会徽等知识产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诸如以“城隍”为商标牟利而伤害道教界感情的事情，依法办教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二是举办全真派传戒、正一派授箓等大型教务活动，规范教制传承。道教界于1989年在北京白云观、1995年在四川青城山常道观、2002年在辽宁千山五龙宫、2016年在湖北武汉长春观分别举行了道教全真派传戒活动，共有一千多名戒子领受三坛大戒。1991年和1995年，在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分别举行了海外正一派授箓活动和内地正一派授箓活动。迄今为止，共举行26次海外授箓和9次内地授箓活动，6000多名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弟子、2600多名内地道士领受法箓。中断数百年的江苏茅山上清宗坛授箓活动也在积极筹备中。传戒和授箓活动的恢复举办，起到了继承传统、规范传承、坚定信仰、整饬道风、树立形象的积极作用。

三是抓好道风建设，加强道教宫观管理。道风是道教信仰的外在体现，关系到道教整体形象。道教界十分重视道风建设，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等中央部门政策文件，先后下发了多个整饬道风、加强宫观管理、去商业化的文件，倡议各地宫观开展文明敬香、合理放生，创建和谐道观、生态道观、文化道观；制定下发《道教宫观规约》、《关于道教协会和宫观负责人带头加强道风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各地道教协会和宫观制定适合本地情况的实施办法和清规榜，从严从实开展道风建设。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组织的三次全国和谐寺观教堂评选工作中，道教界共有153个集体和83名道长受到表彰。

四是恢复道教传统，举办玄门讲经活动。2008年起，道教界先后在山东崂山、河南嵩山、湖北武当山、陕西华山、山东泰山、重庆市和辽宁凤凰山举办八届玄门讲经活动，共有150多名道长登坛讲经说法。道教界还组织优秀讲经道长组成宣讲团到全国各基层道观巡讲，指导地方道教界开展讲经活动，进一步推动道教界恢复学经、解经、讲经传统。开展玄门讲经活动，对道教继承传统、培养人才、适应时代、服务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4.积极开展道教学术研究，大力弘扬道教文化

开展道教学术研究是道教界这些年来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1980年5月，中国道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做出了“应进一步开展道教研究工作，把道教研究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的决议。1987年，原来内部发行、不定期的《道协会刊》改版为公开发行的《中国道教》季刊，1999年又改为双月刊。1989年，道教文化研究所成立，进一步加强了与国内外道教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新时期信息传播的特点和趋势，中国道教协会先后创建了中国道教协会网站、微博、微信平台，丰富了道教文化的传播途径。

多年来，道教界在开展道教研究和弘扬道教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道教协会组织编纂的《中华道藏》，是继明《道藏》之后，首次对道教经书进行系统规范的整理重修，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化史和道教史上的大事。目前正在组织编纂的《中华续道藏》，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国家“十三五”规划文化重大工程。《道医集成》、《道经精要》等大型丛书，也即将出版。此外，中国道教协会还组织编纂了《老子集成》、《道教大辞典》、《道教文化之旅》系列丛书等，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影响。

道教界举办了许多有影响力的道教文化活动。2001年开始，在我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连续举办了十六届道教音乐汇演，境内外多个道教乐团参加，起到了传承文化、展示精品、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2002年起，先后在上海、福建、湖南、江西召开四次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同时，还举办了道祖老子诞辰纪念活动、王重阳祖师诞辰90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地方道教界合作举办了成都道教文化节、鹰潭道教文化节、广东道教文化节、湖南道教文化节、武当山大兴600年盛典等。2016年，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了首届道教文化艺术周活动，探索全方位展示道教文化魅力的新方式。

5.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宫观在做好自养的同时，发挥自身优势，在维护宫观文物古迹、保护和改善宫观周围生态环境、赈灾济贫、行医施药、支援地方办学、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好评。1993年，道教界首次召开爱国爱教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会上提出，“把道教界为社会做贡献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在全国道教界掀起学习先进、鼓励先进、表彰先进的新风尚”。

道教界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在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发生后，都及时组织祈福法会和捐款捐物活动，以道教特有方式为救灾工作作出贡献。2003年，联合海内外道教界，在甘肃民勤县建立“中国道教生态林基地”，治理荒沙，保护环境。2012年开始中国道教协会和其他全国性宗教团体共同发起“宗教慈善周”活动，同时正式启动“点亮心灯·慈善助医光明行活动”项目，迄今共救助8个省份的1万多名眼疾幼儿。

在公益慈善影响日益提高的同时，道教界主动吸收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经验，探索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公益慈善途径和方式。2015年12月，中国道教协会发布《关于道教界开展公益慈善和社会服务活动的指导意见》，推动道教公益慈善事业向正规化、专业化方向迈进。2016年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成立了上善慈善基金。

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道教界先后举办四次中国道教生态保护论坛，中国道教协会制定下发了《中国道教界保护环境的八年规划（2010—2017）纲要意见》。在1995年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首脑会议、2009年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举办的温莎盛典上，我国道教界代表都发表宣言，介绍道教生态环保理念和具体规划，得到与会世界各大宗教的高度认同。经过我国道教界的共同努力，道教“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6.积极建立和拓展交流渠道，深化对外交流交往

一是举办国际道教论坛。中国道教协会与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手，先后于2007年在西安和香港、2011年在湖南南岳衡山、2014年在江西鹰潭龙虎山、2017年在湖北十堰武当山举办了四届国际道教论坛。四届论坛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富有特色，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提升了道教的国际影响力。第一届论坛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到第四届论坛则增加到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是深化与港澳台地区道教界的交流交往。改革开放以来，内地道教界与港澳台地区道教界交往日益频繁和广泛，每年都组织多个团组交流互访，并在联谊机制、文化研究、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举办道教活动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如1993年中国道教协会联系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著名道教宫观，在北京白云观举行了罗天大醮盛典。以后，1998年在台北指南宫、2001年在山西绵山、2007年在香港、2012年在湖北武当山分别举办了罗天大醮，港澳台和内地许多宫观参加了活动。2005年7月，应台湾“中华道教总会”的邀请，内地道教界组成96人演出团，赴台湾举办“海峡两岸道教音乐会”，三场巡演，深受台湾同胞的好评。从2006年开始，中国道教协会与香港蓬瀛仙馆合作，每年组织内地青年道长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暑期进修班。2014年开始，在中国道教协会倡导下，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大陆与台湾、内地与港澳地区道教界新春联谊会机制。

三是积极推动道教文化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以来，道教界先后与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道教组织和学术组织建立了联系。2012年开始，中国道教协会举办“道行天下”活动，先后在意大利、德国、美国、韩国、泰国、比利时、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开展道教讲座、道教文化展览和道教音乐武术演出等活动，向当地著名图书馆、大学等赠送《中华道藏》（线装本）和《老子集成》等道教典籍，增进国外民众对道教的认知。中国道教协会倡议发起世界道教联合会，得到各国（地区）道教组织的积极响应。这将是第一个在我国注册的国际宗教组织。四是加强文明互鉴。道教界积极派团参加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宗教与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世界与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亚洲宗教和平会议、世界宗教领袖联盟大会等国际宗教会议，在环境保护、宗教对话、世界和平等问题上，发表道教界的主张。通过交流对话，中国道教倡导的“自然和谐、人类和平、宗教和睦”主张得到了世界各大宗教的广泛认同，为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积极力量。

道教的主要教义教规

### 道教的主要教义教规

道教继承和发展了先秦道家思想，将“道”作为最高信仰，从中演化出最高经典，最上道术及最高的神灵，构建了庞大的经典道术神仙体系。道教认为道可以修得，修炼的目的是得道成仙，最终目标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道教尊老子为道祖，奉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为主要经典。

1．尊道贵德，“道”是道教信仰的核心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把《道德经》奉为经典，尊道贵德。认为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源，宇宙、阴阳和万象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德即“得”，道体现在人和万物中即是德。人和万物都是由道生由德育，所以应尊道贵德。

2.仙道贵生，长生成仙是道教修行的目标

道教认为道可以修得，得道就可成仙。道教把生命看得极为重要，修道就是要长生不死，主张通过修炼来延长生命的长度，提高生命存在的质量，以达到生命的永恒。道教主张以清净无为、不争寡欲的态度对待世俗生活，以“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精神进行修炼，通过各种道术修炼，与道合一，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

道教的主要派别

### 道教的主要派别

元代后期，道教各宗派逐渐合流，最终形成了全真和正一两大派并立的格局，延续至今。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创立于山东宁海。“全真”意为保全本来真性。全真派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强调“识心见性”。元代成吉思汗曾令丘长春掌管天下道教，使全真道达到鼎盛。

全真道修炼主旨是以清静无为、去情去欲、修心炼性、养气炼丹、忍耻含辱为内修“真功”，以传道济世度人为外修“真行”。

全真道士必须受戒方能名登仙籍。清代顺治时全真派律师王常月编著《初真戒律》，并以百日为期传初真戒、中极戒、天仙大戒，合称三坛大戒。受戒者须出家住庙一定年限，信仰虔诚，受戒后发给戒碟。对违反规定者按清规进行惩处。

全真派道士为出家道士，独身，茹素，住在道观里。蓄长发，拢发于头顶挽成髻，可戴冠。

“正一”意为“正以治邪，一以统万”。正一派由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等符箓派大联合而成。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敕授第38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兼主领三山符”，这标志正一道正式形成，主要奉持《正一经》。

正一派重视符箓斋醮、祈福禳灾、祛邪驱鬼、超度亡灵等活动。授箓是正一派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正一派道士修真成仙的重要条件，只有受箓才能“名登天曹”，有道位神职，斋醮中的章词才能奉达天庭，得到神灵护佑，因此受箓后才有资格主持斋醮仪典。受箓者称箓生，要具备一定条件。受箓后，发给箓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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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分析

道教的神灵系统

### 道教的神灵系统

道教的神仙谱系复杂庞大，主要有三清、四御、星神与四方之神等。

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是道教崇奉的最高神。元始天尊的地位最高，一般供奉在三清殿的中央；灵宝天尊居于第二位，供奉在元始天尊左边；太上老君供奉在元始天尊右边。

辅佐三清的四位天帝：玉皇大帝，位列四御之首，总管天道；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协助玉皇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四时气候；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协助玉皇执掌天地人和世间刀兵，统御诸星；后土皇地祇，掌管阴阳生育、大地山河，与玉皇大帝分别称为天公地母。玉皇大帝是民间最受崇拜的天神。

3.星神与四方之神

道教把诸星视为星君，认为北斗七星掌管人间生死祸福。斗姆元君是北斗七星之母，又称斗姥，最受尊崇。道教称，斗姆元君是周御王之妃紫光夫人，生有九子，初生二子为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后七子即北斗七星君。

四方之神即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北宋时改称玄武为真武，最受崇拜。

道教的主要仪轨

### 道教的主要仪轨

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祷。为表示郑重虔诚，祭祷者须清洁身心，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此谓斋戒。斋有供养斋、节食斋、心斋，以心斋为重。道教戒律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有“三戒”“五戒”“八戒”等。

道教做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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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Wu of Han

Summary: Emperor Wu of Han, personal name Liu Che, was the seventh emperor of the Han dynasty, ruling from 141 to 87 BCE and known for expanding China's territory and establishing Confucianism as state ideology.

# Emperor Wu of Han

## Overview

Emperor Wu of Han (personal name Liu Che, 156 BCE – 87 BCE) was the seventh emperor of the Han dynasty of China, ruling from 141 to 87 BCE. His reign, known as the Wu era,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history as he transformed the Han dynasty from a relatively inward-looking state into a major imperial power with extensive territories and influence. Emperor Wu is remembered for his military campaigns that expanded China's borders to the north, west, and south; his promotion of Confucianism as the state ideology; and his centralized governance that strengthened imperial authority at the expense of feudal lords.

## History

### Early Life and Accession

Liu Che was born to Wang Zhi, one of Emperor Jing's consorts. Before his birth, Wang Zhi dreamed of a sun entering her womb, which Emperor Jing interpreted as an auspicious sign. Liu Che was born shortly after his grandfather Emperor Wen's death and Emperor Jing's ascension to the throne.

In 153 BCE, Emperor Jing made his eldest son Liu Rong (by Consort Li) the crown prince and Liu Che the Prince of Jiaodong. Liu Che's aunt, Princess Guantao, attempted to arrange a marriage between Liu Rong and her daughter Chen Jiao, but was rejected. Wang Zhi, however, promised the marriage to Liu Che, which caused Princess Guantao to slander Consort Li while praising Wang Zhi. When Consort Li made indiscreet remarks that angered Emperor J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shifted toward Wang Zhi and her son.

In 150 BCE, after Empress Bo was deposed, Wang Zhi secretly arranged for the Minister of Ceremonies to recommend Consort Li as the new empress, which enraged Emperor Jing. He executed the minister, distanced himself from Consort Li, and demoted Liu Rong to the status of Prince of Linjiang. On April 17, 150 BCE, Wang Zhi was made empress, and on April 25, the seven-year-old Liu Che was named crown prince.

After becoming crown prince, Emperor Jing appointed Wei Wan as Grand Tutor and Wang Zang as Junior Tutor to educate Liu Che. On January 17, 141 BCE, Liu Che underwent the capping ceremony (coming-of-age ritual). Ten days later, Emperor Jing died, and Liu Che ascended the throne as Emperor Wu.

### Early Reign and Confucian Reforms

In the early years of his reign, Emperor Wu was constrained by the influence of his grandmother Empress Dou, who favored Huang-Lao (Daoist) philosophy over the Confucian reforms he wished to implement. In 140 BCE, he replaced Chancellor Wei Wan and Censor-in-Chief Zhi Buwei with his maternal uncle Dou Ying (Marquis of Qi) and Tian Fen (Marquis of Wuan), both of whom supported Confucianism. He also appointed Confucian scholars Zhao Wan and Wang Zang as Censor-in-Chief and Gentleman of the Interior, respectively.

Emperor Wu summoned the renowned Confucian scholar Shen Gong to the capital, offering him honors and positions. Shen Gong advised that governance required "forceful action" rather than "mere words," which disappointed Emperor Wu who appreciated literary pursuits. Nevertheless, Emperor Wu initiated discussions about establishing a Bright Hall (Mingtang) for sacrifices, revising the calendar, changing ceremonial robes, and performing imperial tours and mountain sacrifices.

However, Empress Dou strongly opposed these Confucian reforms. In late 140 BCE, when Censor-in-Chief Zhao Wan requested that Emperor Wu no longer report state affairs to her, Empress Dou flew into a rage. She produced evidence of illegal activities by Zhao Wan and Wang Zang, demanding their imprisonment. Both died in custody, and Dou Ying and Tian Fen were dismissed. Emperor Wu was forced to abandon his Confucian reforms and return to a more conservative governance approach.

### Consolidation of Power

After Empress Dou's death in 135 BCE, Emperor Wu finally gained full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He dismissed the sitting chancellors Xu Chang and Zhuang Qingdi, replacing them with his uncle Tian Fen as Chancellor and Han Anguo as Censor-in-Chief. Emperor Wu largely deferred to Tian Fen, allowing him to become arrogant and overbearing, until Emperor Wu reasserted his authority.

Emperor Wu gradually distanced himself from the Dou clan and eventually executed Dou Ying in 131 BCE following an incident involving General Guan Fu. Tian Fen also died soon after. Emperor Wu then began appointing officials based on merit rather than family connections, promoting even commoners to high positions. He broke precedent by appointing Gongsun Hong as Chancellor without first making him a marquis, establishing a new pattern of promotion.

Emperor Wu also elevated the position of Censor-in-Chief, allowing Zhang Tang to assume many of the Chancellor's functions, thereby reducing the Chancellor's ability to check imperial power. Meanwhile, he favored Lady Wei Zifu, a singer from his sister Princess Pingyang's household. When his empress Chen Jiao grew jealous and persecuted Lady Wei, Emperor Wu deposed Chen in 130 BCE on charges of witchcraft (wugu) and moved her to the Changmen Palace.

In 128 BCE, Lady Wei gave birth to Emperor Wu's first son, Liu Ju. Later that year, Lady Wei was made empress, and in 122 BCE, her son Liu Ju was named crown prince. Emperor Wu also appointed Lady Wei's brother Wei Qing and nephew Huo Qubing to expand the empire's borders, creating the new position of Grand Marshal to accommodate these military relatives.

### Military Expansions

Emperor Wu abandoned the defensive posture of his predecessors and pursued an aggressive expansionist policy. His first targets were in the south. During his Jianyuan reign, he launched two campaigns against Minyue that ended without battle, boosting his confidence and resolve to expand in all directions.

Emperor Wu's most strategic objective was to "destroy the Hu" (Xiongnu nomads). To this end, he dispatched Zhang Qia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in search of allies against the Xiongnu. Although Zhang Qian was captured by the Xiongnu and eventually escaped without securing an alliance, his journeys opened up the Silk Road and provided valuable intelligence about Central Asia.

In 133 BCE, Emperor Wu approved the "Maigui Plot" to ambush the Xiongnu chanyu at Maigui, but the plan failed when the trap was prematurely sprung. The Xiongnu then broke off peace negotiations and increased border raids. In response, Emperor Wu promoted Wei Qing and Huo Qubing to lead repeated campaigns against the Xiongnu. By 119 BCE, these campaigns had driven the Xiongnu north of the Gobi Desert, though at considerable cost to the Han.

After securing the northern frontier, Emperor Wu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other regions. In 113 BCE, he sent envoys to Nanyue to persuade its king to submit to Han authority. When the Nanyue prime minister Lu Jia assassinated the king and the Han envoys, Emperor Wu dispatched armies that conquered Nanyue, establishing nine commanderies in what is now Guangdong, Guangxi, Hainan, and northern Vietnam. In subsequent years, he also incorporated parts of Qinghai, northern Korea, and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into the Han empire.

### Later Reign and Internal Conflicts

Emperor Wu's later reign was marked by mounting social problems and internal court conflicts. His continuous military campaigns exhausted the state's resources, leading to widespread famine and peasant uprisings. By 107 BCE, over two million people were displaced, and reports described "empty cities and granaries" with "people fleeing in droves" and instances of cannibalism.

In the court, conflicts intensified between factions supporting Crown Prince Liu Ju and those favoring other potential heirs. As Liu Ju grew older and more vocal in opposing his father's military campaigns, a rift developed between them. When Emperor Wu's favored consort Lady Zhao bore him a son, Liu Fuling (rumored to have gestated for fourteen months, like the sage-king Yao), he named her palace gate "Yaomu Gate" (Gate of Yao's Mother), signaling his intention to replace Liu Ju with Liu Fuling.

These tensions culminated in the 91 BCE "Witchcraft Calamity" (wugu zhihuo), when accusations of witchcraft led to Crown Prince Liu Ju's rebellion. Liu Ju was defeated and committed suicide, and his mother Empress Wei also took her own life. The Wei clan was exterminated, and numerous officials were implicated and executed.

The following year, Emperor Wu discovered that Chancellor Liu Quzhi had conspired with Li Guangli (brother of his deceased favorite Li Yan) to install Liu Bo (son of Li Yan) as heir. He executed Liu Quzhi and Li Guangli's family, purging the anti-prince faction. He also built the Palace of Longing and the Terrace of Gazing Back to express remorse for his treatment of Liu Ju.

### Final Years and Death

In 89 BCE, after a failed attempt to seek immortality at sea, Emperor Wu reversed course, dismissing the magicians and alchemists he had patronized. He issued the "Luntai Edict," rejecting proposals for further military campaigns and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end harsh policies, stop unauthorized taxes, focus on agriculture, and restore military preparedness." He also created the title "Marquis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for his chancellor, signaling a shift toward restorative governance.

In 88 BCE, there was an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Emperor Wu by remnants of Jiang Chong's faction. The plot was foiled by his attendants Jin Midi, Huo Guang, and Shangguan Jie.

With his health failing, Emperor Wu began planning for succession. Having eliminated other potential claimants, he selected his young son Liu Fuling as heir. To prevent future court domination by Liu Fuling's mother Lady Zhao, he had her executed. He appointed Huo Guang, Jin Midi, Shangguan Jie, and Sang Hongyang as regents to ensure a smooth transition of power.

In early 87 BCE, Emperor Wu fell gravely ill and moved to suburban palaces. When "astrologers" detected "imperial aura" in the capital prisons, he ordered the execution of all prisoners, including Liu Ju's grandson. However, the official Bing Ji vehemently opposed this, and Emperor Wu relented.

On February 12, 87 BCE, on his deathbed, Emperor Wu formally named Liu Fuling as crown prince. The next day, the four designated regents received their final instructions beneath the emperor's bed. On February 14, Emperor Wu died and was buried in the Maoling mausoleum. He was posthumously known as Emperor Xiaowu, and later Emperor Shizong during the reign of his great-grandson Emperor Xuan.

## Key Information

| Aspect | Details |
|--------|---------|
| Personal Name | Liu Che (刘彻) |
| Temple Name | Emperor Xiaowu (孝武皇帝), later Emperor Shizong (世宗) |
| Posthumous Name | Xiaowu Huangdi (孝武皇帝) |
| Era Names | Jianyuan (建元), Yuanguang (元光), Yuanshuo (元朔), Yuandi (元鼎), Yuanfeng (元封), Taichu (太初), Tianshan (天汉), Taishi (太始), Zhenghe (征和), Houyuan (后元) |
| Reign | 141–87 BCE |
| Predecessor | Emperor Jing (汉景帝) |
| Successor | Emperor Zhao (汉昭帝) |
| Major Accomplishments | Territorial expansion, promotion of Confucianism,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estab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
| Tomb | Maoling Mausoleum (茂陵) |
| Consorts | Emp Chen (陈皇后), Emp Wei (卫皇后), Lady Li (李夫人), Lady Zhao (赵婕妤), etc. |
| Children | Crown Prince Liu Ju (太子刘据), Liu Fuling (刘弗陵), etc. |

## Cultural Significance

Emperor Wu's reign had a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Politically, he established the pattern of centralized imperial rule that would characterize Chinese governance for the next two millennia. His cre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ough initially limite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that would select officials based on merit rather than birth.

Culturally, Emperor Wu's adoption of Confucianism as state ideology transformed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life. Under his reign, Confucian classics were standardized, and Confucian values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official ideology.

Militarily, Emperor Wu's campaigns expanded China's territory to unprecedented extents and established the Silk Road as a major conduit of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His policies toward the Xiongnu shaped Chinese relations with northern nomads for centuries.

Emperor Wu's reign also saw significa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monopolization of salt and iron production by the state,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coina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sophisticated financial system.

## Modern Status

In modern China, Emperor Wu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mperors in Chinese history. His reign is often studied as a pivotal period in Chinese development, representing both the heights of imperial power and the challenges of maintaining such an empire.

Historians continue to debate Emperor Wu's legacy. While acknowledging his achievements in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many also criticize his costly military campaigns and the heavy burden they placed on the population. His later reign, marked by the Witchcraft Calamity and social unrest, serves as a cautionary tale about the dangers of autocratic rule.

In popular culture, Emperor Wu appears frequently in literature, film, and television. His life and reign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numerous novels, historical dramas, and academic studies, reflecting his enduring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 References

1. Loewe, Michael. *Emperor Wu: The Han Dynasty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Bielenstein, Hans. *The Bureaucracy of Han T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 Dubs, Homer H.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 Vol. 2.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1944.

4. Twitchett, Michael, and Loewe, Michae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Yu, Yingshi.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c Economic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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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

人物生平播报编辑

## 人物生平

### 立为储君

刘彻之母王娡在怀孕时，汉景帝刘启尚为太子。王娡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醒来告诉刘启后，刘启认为这是高贵的征兆。刘彻还未出生，他的祖父汉文帝刘恒就驾崩了。刘启继位，是为景帝，不久刘彻出生。刘彻是汉景帝的儿子，亦是王娡唯一的儿子。 [3]

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四月二十三日，汉景帝立栗姬所生的长子刘荣为皇太子，刘彻亦同时被封为胶东王。 [4]刘彻的姑母馆陶公主刘嫖向栗姬为其女陈氏提亲，被栗姬拒绝，而王娡却许诺让刘彻娶陈氏，因此刘嫖不断向景帝诋毁栗姬而赞誉王娡，栗姬亦曾出言不逊而触怒景帝，天平遂逐渐向王娡母子倾斜。前元六年（前151年）薄皇后被废黜后，王娡暗中指使大行令奏请立栗姬为皇后，使景帝对栗姬的不满达到极点，于是处死大行令、疏远栗姬，在前元七年（前150年）正月废刘荣为临江王。四月十七日，景帝立王娡为皇后；二十五日，立时年七岁的刘彻为皇太子。 [5-6]

刘彻成为储君后，景帝拜卫绾为太子太傅、王臧为太子少傅，让他们辅导刘彻。 [118-119]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十七日，刘彻行冠礼。十天后，景帝驾崩，刘彻继位。 [7]《三才图会》中的汉武帝像《集古像赞》中的汉武帝像《圣君贤臣全身像册》中的汉武帝像汉武帝像（萧玉田绘）汉武帝像（李砚云绘）汉武帝像（云南博物馆）

### 建元初政

刘彻即位初年，太皇太后窦猗房、皇太后王娡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在朝中有很大影响力，刘彻也必须“奏事东宫”，也就是将国家政务向太后汇报。 [8]建元元年（前140年）六月，刘彻罢免了丞相卫绾和御史大夫直不疑，将两位外戚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分别任命为丞相和太尉。 [120]另一方面，刘彻也分别任命儒者赵绾和王臧为御史大夫和郎中令。窦婴和田蚡都喜好儒术，赵绾和王臧又是鲁诗学和春秋谷梁学大儒申公的弟子，所以从这套执政班子可以看出刘彻的崇儒意志。他还命令丞相等内外大臣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72]，并派人以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召申公，申公见了刘彻后，强调治国需要“力行”而非“多言”，刘彻喜好文词，故对申公不甚满意，但毕竟已征召而来，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同时议定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及巡狩封禅等儒家礼制。 [119]

不过，太皇太后窦猗房崇尚黄老之学，阻挠儒学改革。同年十月（按汉初制度为建元二年十月），御史大夫赵绾请求刘彻不要再将政务汇报给太后，窦太后大怒，斥责他又是一个新垣平，于是用自己搜集到的赵绾、王臧等非法牟利的罪证，要求刘彻将赵、王二人下狱治罪，二人皆死于狱中。窦婴、田蚡也被罢免，改以开国功臣后裔许昌、庄青翟为丞相、御史大夫。明堂等儒家礼制也被废弃。 [8-10]

另一方面，馆陶大长公主自居拥立刘彻之功，对刘彻各种请求，令刘彻厌烦。刘彻按约定娶的馆陶大长公主之女陈皇后起初获得独宠，但她不仅“骄妒”，而且长年无子，使刘彻对她有所疏远。此时王太后告诫刘彻说：“你刚即位，大臣还没有完全服从，就先搞明堂，惹恼了太皇太后，如今又忤逆大长公主，肯定会严重得罪她们。妇人容易取悦，你一定要十分慎重！”于是刘彻不得不稍微尊重馆陶大长公主与陈皇后。 [121]在此期间，刘彻韬光养晦，沉湎于微行和狩猎。 [216]同时，他亦进行了一些对外开拓的准备工作和初步活动，如派张骞出使西域、派严助征讨闽越等。 [24-25]

### 掌控朝纲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刘彻得以完全掌权。他借口许昌、庄青翟办理丧事不力，将二人罢免，起用舅舅田蚡为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刘彻对田蚡几乎言听计从，以致田蚡专横跋扈，“权移主上”，后经刘彻敲打才有所收敛。 [11]而对于窦氏势力则日益疏远，终于在元光四年（前131年）借灌夫骂座之事而处死了窦婴，不久田蚡亦死。 [12]此后，刘彻起用功臣外戚以外的官吏乃至出身微贱之人，如主父偃、公孙弘、张汤等，并拜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打破了非列侯不得为丞相的惯例，开启了先拜相再封侯的先河 [13]；又提升御史大夫的地位，让御史大夫张汤取代丞相的作用，相权对皇权的牵制作用也大为缩小。 [14]

另一方面，刘彻宠幸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卫子夫，而陈皇后则嫉妒卫子夫，屡次加以迫害，刘彻遂于元光五年（前130年）以巫蛊为由废黜陈皇后，迁其于长门宫。 [15-16]元朔元年（前128年），年近三十的刘彻终于得到了第一个儿子刘据，遂于同年立刘据之母卫子夫为皇后 [17]，六年后立刘据为皇太子。 [18]同时起用卫子夫之弟卫青、外甥霍去病来开疆拓土，新设大司马之职来安置这些军功外戚。 [19-20]卫青等深知刘彻对窦婴、田蚡以外戚身份操控朝政、招揽宾客之事恨之入骨，因此行事低调，以“和柔”取悦刘彻，避免触犯刘彻的皇权。 [21]

对于地方诸侯势力，刘彻一方面以推恩令进一步缩小其权限与土地，另一方面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平息了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的未遂叛乱，巩固了中央对诸侯王的控制。元鼎五年（前112年），因列侯不肯助兵攻南越，刘彻以献给朝廷的酎金成色不足为由，褫夺了106名列侯的爵位，从而敲打了消极应付中央的诸侯势力。 [22]元鼎五年（前112年）以后，刘彻开始频繁巡行郡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23]百科x混知：图解西汉政权

### 征伐四方

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休养生息政策，汉朝的国力在刘彻即位后已相当厚实。而刘彻自即位以来，就一改汉初的战略防御政策，积极进取，征伐四方，力图实现“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的局面。刘彻开疆拓土的用兵对象首先在南方。建元年间，刘彻两次出兵闽越，都不战而胜。这令刘彻颇有成就感，坚定了他征伐四方的意志。他派严助向反对出兵的淮南王刘安传达自己的意思，强调“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即汉朝是天下万国的宗主，具有征伐四方、扶危平乱的使命，其对外用兵的合法性也在于此。 [24]

刘彻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灭胡” [25-26]，即消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建元年间派张骞出使西域，试图与迁徙到西域的匈奴世仇大月氏结成军事同盟。但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扣押，逃脱后亦未能说服大月氏联合汉朝，因此与大月氏结盟“灭胡”的计划没有实现。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派人来汉朝要求和亲，朝中分为大行令王恢为首的主战派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首的主和派，经过一番争论，刘彻采纳了主和派的主张，准备再对匈奴韬光养晦一段时间。到了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向刘彻提出了马邑之谋，试图利诱匈奴军臣单于入境，在马邑谷中设伏灭之。刘彻批准，但该计划因行动不周而没有成功，王恢下狱自杀。此后匈奴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更加频繁地入侵汉朝边塞。 [27-28]反映刘彻北击匈奴的汉长安城瓦当“乐哉破胡”

在这种情况下，主父偃、严安等刘彻近臣提议恢复与匈奴和亲，以换取国家的稳定。 [29]但刘彻并未对匈奴让步，而是果断提拔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自元光六年（前129年）以来，卫青等将领连年出塞，大破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建筑朔方城，使汉朝在对匈斗争中逐渐居于主动地位。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右地，开拓河西走廊，浑邪王部四万余人降汉，其后陆续设置四郡（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隔绝了羌人和匈奴的往来，控制了前往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发动“度幕”作战，深入漠北，大破匈奴，从此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但汉朝也付出了相当的损失，再加上霍去病在入塞两年后去世，此后“久不北击胡”，对匈奴的攻势告一段落。 [30]

对匈奴的战事告一段落后，刘彻又剑指其他方向，继续开疆拓土。元鼎四年（前113年），刘彻派安国少季、终军等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兴内附。但南越丞相吕嘉不愿归汉，于翌年杀死南越王赵兴及其母汉女樛氏，安国少季、终军等汉使亦遇害。刘彻遂派路博德、杨仆等发兵消灭南越，设置南海等九郡，将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中北部地区并入版图。此后几年，又陆续平定西羌、卫氏朝鲜、东越、西南夷等政权或民族，将今青海东部、朝鲜半岛北部、云贵高原等地并入版图。 [2]

### 后期倾轧

主词条：汉武帝后期农民起义、巫蛊之祸

元鼎四年（前113年）六月，汾阴出土宝鼎，被认为是祥瑞之兆，此后刘彻命令讨论封禅事宜，并在三年后完成封禅泰山的盛典，改元元封。 [31]封禅泰山是治定功成的象征，但刘彻并未停止用兵的步伐，还将兵锋移至更遥远的西域大宛，于是有了太初年间李广利西征大宛之役，经过数年苦战，终于斩大宛王，屯田于轮台、渠犁，初步控制西域。但匈奴在西域仍然保持较大的影响力，导致西域小国选择“两属”以自保。 [32]而匈奴经过十余年“休养息士马，习射猎”，元气有所恢复，再加上卫、霍已死，便拒绝按刘彻要求派太子入质汉朝，重新成为汉朝边患。因此刘彻于太初四年（前101年）下诏征讨匈奴，企图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然而前后数次征战皆不利，李陵、李广利等将领都投降匈奴。 [30]刘彻用兵数十年，造成民力疲敝，到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超过二百万人，不在户籍者四十万，出现了“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 [33] [122]

刘彻重用酷吏的恶果也日益凸显，到了天汉年间，社会动荡，“盗贼”四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等。刘彻称之为“东方群盗”，一面加强关中的安保和纠察，严防关中豪杰与其交通；一面派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领兵镇压暴动，并派绣衣直指暴胜之等诛杀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吏，数年后才将“东方群盗”的领袖擒杀殆尽。但其残部仍啸聚山林，难以剿灭，刘彻乃颁布“沉命法”，严厉督促地方官吏剿灭“盗贼”。但地方官吏畏惧法令，往往隐匿不报，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34] [221]

除了社会危机的萌生，宫廷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化。元朔末年以后，随着卫子夫色衰爱弛，刘彻又宠幸王夫人、李夫人等，生下多名皇子。皇太子刘据长大后，“仁恕温谨”，对刘彻的穷兵黩武屡屡进谏，刘彻认为刘据不像自己，父子遂有所隔阂，卫子夫母子对此非常不安。刘彻发觉后，对卫青说：“汉家万事刚刚开创，加上四夷侵略欺侮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就无所效法，不出兵征伐，天下就不会安定，为此不能不让百姓劳累。如果后世又有像朕这么做的，这是重蹈已经灭亡的秦朝的覆辙。太子敦厚，喜欢安静，必定能安定天下，不让朕担心。要寻求一个守文之主，还有比太子更好的吗？听说皇后和太子心怀不安，哪有什么值得不安的？你去把朕的这个意思告诉他们母子。”卫子夫听说后，脱簪请罪。刘据每次进谏征伐四夷时，刘彻就笑道：“我来干劳苦的事，把安逸留给你，就不行吗？” [35]

尽管如此，刘彻父子之间的矛盾并未缓解，朝中也分化为“用法大臣”为主的反太子派和所谓“宽厚长者”为主的亲太子派，元封五年（前106年）卫青死后，刘据就更加孤立。 [35]太始三年（前94年），刘彻新宠赵婕妤怀孕十四个月，生下皇子刘弗陵，刘彻大喜，以与尧帝出生前怀孕的月数吻合为由，将赵婕妤的寝宫门命名为“尧母门”。这向外界传递出刘彻欲以刘弗陵取代刘据的信号，导致反太子派和亲太子派之间的斗争日益白热化，终于酿成了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之祸”。 [36]刘据兵败自杀，妻妾子女都遇害，卫子夫也自杀，卫氏家族随之被诛灭。翌年，刘彻得知镇压刘据的丞相刘屈氂欲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储君，便处死刘屈氂，又诛杀了在外征战的李广利以及已被刘据杀死的江充等人的家族，清洗了反太子派，并建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表怀念。为太子伸冤的高寝郎田千秋则获得提拔，数月即超升至丞相。 [37]不过刘据唯一幸存的孙子（后来的汉宣帝刘询）仍被关押在长安狱中，在负责治狱的丙吉的保护下得以平安成长。 [38]

### 雄主迟暮

征和四年（前89年）春，刘彻亲赴东莱求仙，适逢暴风骤雨，流高潮涌，无法出海，停留十余日后返还。在封泰山、禅石闾以后，刘彻召见群臣，追悔以往的过失，命遣散方士，停止求仙。 [39]同年，搜粟都尉桑弘羊等请求在轮台屯田，刘彻下《轮台诏》，否决其议，并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40]自此以后，刘彻不再出兵，而且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明与民休息之意；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推广代田法和先进农具。 [40-41]

后元元年（前88年），江充余党马通、马何罗等谋刺刘彻，近侍官员金日磾发觉，与另外两名近侍官员霍光、上官桀合力粉碎阴谋，保护了刘彻。 [42]此时刘彻年近七十，时日无多，开始安排后事。刘彻诸子中，齐王刘闳早死，昌邑王刘髆因刘屈氂之狱而被排除出皇位继承序列，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因违反法度而被疏远，刘旦派来请求入京宿卫的使者亦被刘彻斩杀，以示警告。 [43]这样一来，幼子刘弗陵成为唯一人选。刘彻为防止后宫干政，杀了刘弗陵的生母赵婕妤 [44]，并安排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与桑弘羊四人为辅政大臣，确保自己身后政局的平稳过渡。 [45]

后元二年（前87年）春，刘彻病重，迁居于郊外长杨宫、五柞宫。期间有“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刘彻趁机下令处死关押在长安狱中的所有犯人，包括刘据之孙，却被丙吉极力阻止，刘彻遂感慨天意如此，放弃屠狱之令。 [38]不久后的二月十二日，弥留之际的刘彻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次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在刘彻卧室内床下拜受顾命。二月十四日，刘彻驾崩，三月下葬于茂陵。 [45-46]谥号孝武皇帝。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十三年后，刘据之孙刘询继承皇位，是为宣帝，于本始二年（前72年）追上刘彻庙号为“世宗”。 [47]

为政举措播报编辑

## 为政举措

### 政治

刘彻为了强化专制皇权与中央集权，对官制进行了如下改革：

废止太尉一职，后新设大司马，以卫青、霍去病充任，但只是给贵戚的尊宠之位，并不负责军政。 [20]因此宰相之职从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变为二府（丞相、御史大夫）。

起用近臣参与决策，以制衡丞相权力。刘彻提拔一批有才干的士人，在宫中充当皇帝近侍的将军、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官职，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刘彻用近臣参与决策的代表性的例子有用严助之策否决田蚡之策，出兵攻闽越、救东瓯，以及用主父偃之策行推恩令来削弱诸侯王 [48]，临终前所托孤的四大臣亦皆为近臣。由此逐渐形成了侍中为代表的“中朝官”和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官”的二元体制。

赋予宦官职权。刘彻所重用的“近臣”除了士人，还有宦官。因为他“游宴后庭”，所以让宦官主管机密事务的上奏 [223-224]，开启了宦官掌管尚书(主管群臣奏章等文书) [251]的先河，称之为“中书谒者”，同时设中书谒者令、中书谒者仆射，均由宦官担任。 [252]然而刘彻后期，宦官苏文、常融等人诬陷太子刘据，最终酿成巫蛊之祸。 [253]刘彻在位时，伴随着皇权的增强，宦官势力进一步发展，活跃于内朝，刘彻设置中书谒者令，以宦官充任，出纳诏令及掌管内朝机要。中书令的设置，从制度上来说，开创了宦官典领中枢的先河。这是两汉宦官制度史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范式。 [254]

加强监察官职，元狩五年（前118年）在丞相府增设司直一职，协助丞相检举不法。 [49]元封五年（前106年）依据《禹贡》《职方》等古籍，分天下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以六条问事来监察州内地方官及豪强。征和四年（前89年）设司隶校尉，监督朝中百官和京畿七郡。 [50-52]刘彻在位后期，还有非常设的绣衣直指（绣衣使者），代表皇帝处理盗贼及重大案件。 [53]

外戚政策。汉景帝时期开始了以姻亲封外戚为侯的先例，但当时外戚并未进入权力核心圈子汉武帝即位，作为帝舅的田蚡、田胜都以亲封侯。武安侯田蚡先为太尉，后“以肺腑为相”，权极一时。田以帝舅身份为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尽管田蚡势大，但仍未达到专权的局面。田蚡之后，武帝严格控制外戚以姻亲封侯。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贵戚皆以军功封侯，三人虽贵为将军，但不能染指政治。武帝临终前，遗诏封霍光博陆侯，引发外戚专权的局面。 [258]

刘彻坚持法治方针，对犯法的皇亲国戚也不纵容，不惜处死自己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 [54]，并嘉奖提拔了逮捕自己另一外甥（异父姐金俗之子）的义纵。 [167]但也有例外，如因倡优郭舍人巧妙求情而饶恕了自己的乳母（东武侯郭他之母，因家人犯法被迁徙边塞）。 [206]

为了强化法制，刘彻于元光五年（前130年）命中大夫张汤、赵禹修订律令，最终确立了汉律的框架，即律、令共计359章，死刑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13472事。其中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强化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法”的规定，即主管官吏故意放跑罪犯就与犯罪者同罪；同时“缓深故之罪”，即放宽对官吏制造冤假错案的治罪。由此引发了刘彻在位时期的严刑峻法和酷吏盛行之风。 [55]刘彻还打击关东社会的豪侠，迁徙关东豪侠于关中、并族诛豪侠郭解，以促使汉律下沉到关东基层社会。 [56]此外，刘彻在位时期，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实现了司法的初步儒家化，开启了春秋决狱的先河。 [57-58]

刘彻在位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刘彻为此派绣衣直指诛杀镇压不力的官吏，并颁布“沉命法”，严厉督促地方官吏剿灭盗贼。但地方官吏畏惧法令，往往隐匿不报，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34]

汉初以来，朝廷要职被列侯（一般为功臣或外戚）垄断，并通过“任子”的方式世代为官。刘彻则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大胆提拔人才，并量才任用，这种用人方针体现在他于元封五年（前106年）所颁求贤诏书（武帝求茂才异等诏）中。 [59]他所提拔的人才中，不乏出身下贱或寒门之人，文有主父偃、卜式、公孙弘、儿宽、朱买臣、桑弘羊等，武有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甚至晚年还提拔了匈奴俘虏金日磾为顾命大臣。后世班固称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因此刘彻一朝所创造的业绩“后世莫及”。 [60]

刘彻还从制度上完善人才提拔机制。他大力发展察举制，在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少三次下诏举贤良文学，得到董仲舒、东方朔、公孙弘、严助等人才。元光元年十一月（前135年），刘彻下诏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后合称孝廉，使察举成为定制，孝廉亦成为察举制的核心科目。 [61]

刘彻一方面大胆提拔人才，慷慨封赏，另一方面“性严峻”，对官员要求苛刻，认为“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因此动辄诛杀不称职或欺骗自己的官吏。他在位期间前后有十三位丞相，其中病死四人，因罪免职四人，因罪自杀二人，处死三人，其余官员被下狱处死的更是不计其数。汲黯曾为此劝谏刘彻不要滥杀官员，但刘彻不以为然。 [211]

刘彻在汉景帝削藩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削弱诸侯王的措施。元朔二年（前127年），刘彻根据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可以“推恩”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列侯封号，诸侯王无权废除或更改。所分封的侯国归郡统辖，不得过问政事，仅收纳封地内租税。 [62]元狩元年（前122年）粉碎淮南王、衡山王的叛乱阴谋后，刘彻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贬抑诸侯国官吏为“左官”，规定曾仕王国官吏者不得在中央任职；后者禁止朝臣交结诸侯、为其谋利。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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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haracters

Summary: Chinese characters are logographic symbols that represent words or morphem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history spanning over three millennia.

# Chinese Characters

## Overview
Chinese characters (汉字/漢字, hàn zì) are the writing system used to write Chinese and historically influenced many East Asian languages. As one of the world's oldest continuously used writing systems, Chinese characters are logograms, meaning each character typically represents a semantic unit rather than a pure sound. The system features characters that are mostly monosyllabic and represent single morphemes in the language. These characters are typically composed of strokes arranged in two-dimensional combinations, primarily following left-right or top-bottom structures.

## History

### Origi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been debated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with several competing theories attempting to explain their emergence:

- **Knot-tying Theory (结绳说)**: Before writing, ancient people used knotted ropes to record events. The *Book of Changes* states: "In high antiquity, governance was conducted through knotted ropes; later sages replaced them with written documents." This theory suggests that knot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writing systems.

- **Bagua Theory (八卦说)**: The *Book of Changes* also describes how the mythical emperor Fuxi created the eight trigrams (bagua) by observing natural phenomena.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ese trigram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characters.

- **Cangjie Creation Theory (仓颉造字说)**: Legend attributes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Cangjie, a historian of the Yellow Emperor's era. According to this account, Cangjie developed characters by observing bird and animal tracks. Modern scholars suggest that if Cangjie was a real historical figure, he was likely a compiler or standardizer of existing rather than the sole creator of characters.

- **Inscription Theory (刻契说)**: This theory posits that early characters evolved from notches made on wooden or bamboo strips used for recording numbers and transactions. Some of these notches resemble early numerical characters lik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 **Carving Theory (刻划说)**: Based on comparisons between pottery symbols from the Banpo site and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 scholar Guo Moro proposed that early characters developed from a carving system that preceded pictographic representations.

- **Pictograph Theory (图画说)**: Many scholars believe Chinese characters originated from pictographs used to record events.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from Dawenkou and Liangzhu cultures show more regularized graphic markings that may represent early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evolution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developing through several major stages:

- **Oracle Bone Script (甲骨文)**: The earliest systematic Chinese writing, dating from the Shang dynasty (14th-11th centuries BCE), found on turtle shells and animal bones used for divination. Approximately 150,000 fragments have been discovered, containing over 4,500 distinct characters, with about 1,500 identified. Oracle bones demonstrate a mature writing system with various character formation methods.

- **Bronze Script (金文)**: Characters cast on bronze vessels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lso known as "bell and tripod script" (钟鼎文), these inscriptions primarily recorded ancestral achievements and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s.

- **Great Seal Script (大篆)**: A script style from the late Western Zhou to the Qin dynasty, characterized by overlapping forms. The Stone Drum Script is considered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 **Small Seal Script (小篆)**: The standardized script created during the Qin dynast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Li Shi. It featured elongated, rounded forms and remained in use until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hen it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clerical script.

- **Clerical Script (隶书)**: Developed during the late Qin dynasty, this script transformed the rounded strokes of seal script into angular forms,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writing efficiency. It represent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script evolution, becoming the foundation for later script styles.

- **Regular Script (楷书)**: Also known as standard script, it emerg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Characterized by square forms and straight strokes, it became the standard script for printing and formal writing.

- **Cursive Script (草书)**: Developed for faster writing, beginning with clerical cursive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and evolving into various forms including cursive (今草) and wild cursive (狂草).

- **Running Script (行书)**: A semi-cursive style that emerged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balancing the clarity of regular script with the speed of cursive script.

###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have provided important clues about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 Jiahu carved symbols (approx. 7,762 years old)
- Shuangdian symbols (7,000 years old)
- Banpo pottery symbols (6,000 years old)
- Qingdun site inscriptions (5,000 years old)
- Zhuangqiaofen site with connected characters
- Dawenkou pottery symbols
- Taosi site inscriptions from the Yao-Shun era

These early symbols show increasing regularity and may represent the nascent stages of Chinese writing.

## Key Information

| Characteristic | Description |
|----------------|-------------|
| Chinese Name | 汉字/漢字 (hàn zì) |
| Type | Logographic writing system with morphemic representation |
| Structure | Primarily left-right or top-bottom two-dimensional combinations |
| Pronunciation | Mostly monosyllabic, one character per syllable |
| Earliest Form | Oracle Bone Script (Shang dynasty, 14th-11th century BCE) |
| Major Evolutionary Stages | Oracle Bone → Bronze → Seal → Clerical → Regular → Cursive → Running scripts |
| Total Characters | Approximately 80,000-100,000 in existence, with about 3,000-6,000 in common use |
| Unicode Coverage | Over 90,000 characters in the latest Unicode standard |

## Cultural Significance
Chinese characters hold profou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East Asia and beyond. As one of the world's few ancient writing systems still in use today, they serve as a vital link to China's 3,000-year recorded histo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aracters reflect Chines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particular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Historically, Chinese character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cultural unification across China's vast territory.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the "feudal relatives" system led to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roughout different regions. Following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under the Qin dynasty,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cript" policy (书同文) further solidified the ro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unifying cultural forc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known as calligraphy (书法), developed into a major art form in East Asia, valued for its visual beauty and spiritual expression. Different calligraphic styles reflect variou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eriods, with masters like Wang Xizhi (Tang dynasty) and Yan Zhenqing (Tang dynasty) achieving legendary status.

## Modern Status
Today, Chinese characters remain the primary writing system for Chinese and are used in various forms throughout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The traditional form (繁体字) is used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while the simplified form (简体字) is used in mainland China,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terms of character usage, approximately 3,000 characters cover 99% of modern Chinese tex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General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 Table" (2013) includes 8,105 character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3,500 common characters, 3,000 less common characters, and 1,605 characters for specialized us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resented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characters. Early computer systems struggled with character encoding, but modern standards like Unicode now support over 90,000 Chinese characters. Input methods have evolved from complex keyboard layouts to advanced pinyin and handwriting recognition systems.

Despite challenges from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romanization systems, Chinese characters continue to thrive as a vital part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a major world writing system.

## References

1. Qiu, Xigui. (2000). *Chinese Writing*. Translated by Gilbert L. Mattos and Jerry Norm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 Boltz, W. G. (1994).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 Tsu, Jing-Li. (2010). *Written and Unwritten: A New History of Chinese Script Through Calligraph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4. DeFrancis, John. (1984).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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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汉字源流播报编辑

## 汉字源流

### 汉字起源说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公元前1000多年前甲骨文的出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历来各家有不同主张，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说法有：结绳说、八卦说、刻契说、仓颉造字说、刻划说和图画说。甲骨文

结绳说：在文字产生之前，古人们靠结绳记事、认事，此举起到了帮助人们记忆的作用。《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汉代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又如《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义》： “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东汉以后，不少人把汉字起源附会于结绳 [5]。

八卦说：关于八卦的起源说法并不统一，有摹象说、星象说、数说和杨雄的“亥”为物之源说等等。《周易·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提到八卦源自庖牺氏对自然客观世界的摹象，这与“依类象形”而作的汉字的起源是相似的。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把八卦和书契（文字）的作用相提并论，把汉字的起源与八卦联系起来 [5]。

仓颉造字说：相传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 [6]。黄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联共享的交际符号，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仓颉的手上了。

“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汉许慎《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和“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7]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仓颉画像

刻契说：刻契是古人在结绳记事后又一种帮助记忆的实物记事法，多作契约用，比结绳记事进步多了。所谓“刻契”就是在木条上或竹条上刻上刻痕。《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周易·系辞》郑玄注：“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符合。”郑玄又在《周礼·质人》注里说：“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列子·说符篇》：“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所说的“齿”即是质契上所刻的齿痕。这种刻契具有记事记数的作用，可以作为契约的凭证，也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刻契的一些符号与某些汉字形体相似。如“一、二、三、亖、𠄡”与汉字数字“一、二、三、四、五”的古文字别无二致 [5]。宋末元初戴侗提出“书始于契，契以记数”而“各如其数”，认为“刻识其数”的契刻是原始文字的一个源头 [8]。

刻划说：郭沫若先生立足于半坡陶符与殷商甲骨文的比较考察，认为早期的文字可以从结构上分为“刻划”和“图画”两大系统，“刻划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为数不多，这一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之前” [8]。从半坡发现的刻划符号来看，有的是数字，有的是单字。许多现代学者认为它已有固定的音形义，当为汉字之源头 [9]。

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土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萌芽。

图画说：关于汉字的起源，历史上曾盛行“河图洛书说”。《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竹书纪年》指出：“黄帝轩辕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沈约注：“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 [5]《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狩，发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部分近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8]。河图河图洛书洛书

沈兼士先生在1927年提出了汉字起源于记事的图画这一观点，认为在古汉字之前还有一个“文字画”的起源阶段。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导六书以前之文字画》：“盖于六书文字时期以前，应尚有一阶段，为六书文字之导源，今姑定名为‘文字画时期’”。文字画是向文字进化的记事性图画，具有亦画亦字的特点，初步具备了文字记录信息的可识性功能。关于记事图画与记词文字的联系与区别，沈兼士先生讲得尤为精辟：“文字画为摹写事物之图象，而非代表言语之符号，虽为象形字之母型，而不得径目为六书象形指事之文。” [8] [10-11]

在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晚期和良渚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发现有更整齐规则的图形刻划，是早期的图形文字。

### 汉字演变

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8]。后来的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使用楷书，但仍未完全定型。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卜骨 商王武丁时期

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

金文是指铸刻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始于殷商时期。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

大篆为汉字书体的一种。相传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作，故亦名籀文或籀书。 秦时称为大篆，与小篆相区别。大篆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以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大篆

小篆也叫“秦篆”。秦朝李斯受命统一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小篆。通行于秦代。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衍变而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今存《琅琊台刻石》、 《泰山刻石》残石，即小篆代表作。秦权上刻制的小篆，据说是李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赞美。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小篆

隶书碑刻作品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

隶书强化了汉字的记号功能，削弱了象形功能，对汉字的改变很大，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书为后来的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奠定了基础。

隶书分秦隶（古隶）和汉隶（今隶）。隶书的出现，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楷书又称正书，或真书，始于东汉。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欧阳询楷作品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正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楷书到唐代发展到高峰，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唐·欧阳询）、“虞体”（唐·虞世南）、“颜体”（唐·颜真卿）、“柳体”（唐·柳公权）、“赵体”（宋元·赵孟頫）等。

楷书到了宋代，出现了“宋体”，现代印刷的宋体、黑体、仿宋等字体都属于“楷书”。

￼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行的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后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至汉末，相传张芝脱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隶书笔画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往往牵连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为今草，即一般所称草书，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到唐代的张旭、怀素，宋代的米芾将今草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成为狂草￼。草书为书法家所常用。

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时期吴国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

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

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如张旭《肚痛帖》、怀素《自叙帖》。

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代表人物：“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行书作品

### 考古发现

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贾湖刻符经碳14物理测定，距今约7762年（±128年）历史；七千年前的双墩刻符、六千年前的半坡陶符、五千多年前青墩遗址刻符、连字成句的庄桥坟遗址文字、大汶口陶尊符号、尧舜时代的陶寺遗址朱文。早期的刻划符号与骨刻文就是丰富的文字系统，后期的属于初步成熟阶段。这些考古发现可能是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也可能是各种文字发展的不同源流。贾湖刻符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汉字的萌芽。

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南登封夏文化遗址发掘出的陶器上，发现了更完备的文字。当时被学者们确认的迄今为止中国有确切时代的最早的文字。汉字知识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现存最早的原始文字是记事性图画和刻符，可识的成熟汉字系统是商代的甲骨文。汉汉字汉字汉字

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汉字通常表示汉语里的一个词或一个语素，这就形成了音、形、义统一的特点。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方块状字，所以又叫方块字。如“车”“上”“明”等，“车”“上”“明”用字的形体来直接表达语言里的词义；“问”既能表意又能表音，“门”表音，“口”表意。

汉字由最原始的石刻字符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汉字七体”，即：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

发现年代最早的成体系汉字是约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的殷墟甲骨文，其使用主体是商王室贵族。与此同时，陕西周原发现的先周甲骨文，在行款、用词上虽与殷墟略有差异，但文字上却属同一个系统。二者可能具有共同的源头，承继自龙山——二里头文化遗产，其年代与文献中的夏和早商大致重合。汉字真正意义上的创制应该就在这一时期。文献上，《尚书·多士》讲“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国语·晋语》也有“阳人有夏、商之嗣典”的记载；《清华简·尹至》通过伊尹之口描绘夏桀“虐德，暴童，亡典。”可见，在周人的记忆里，夏代便已存在文字书写的典册。此外，甲骨文本身也透出不少信息。比如，甲骨文语序固定，语法结构、书写规则统一，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中不少象形字，如鬲、酉等更接近前甲骨文时代的考古遗存。这些线索都与文献中的“夏典”时代吻合。 [23]

### 传播

西周王朝建立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成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周人分封的地理空间已相当辽阔：北至琉璃河燕国，南至随州叶家山曾国，东至山东齐国，都出土过不少周初铜器，与商代相较，出土金文的数量与地点都大为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年诸侯国青铜器形制大多与周王畿相同，器形、纹饰、工艺上看不出明显差异，尤其是铭文书法，不少甚至可视为一人所书。可以看出，伴随着大分封，周人及其制度、文化实现了跨区域流动，汉字从中原四向流布，在中华大地上实现了一次大规模传播。 [23]

东周以降，“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春秋中期开始，东土列国文字开始变异，形体结构与书写风格都与西周文字渐行渐远。到战国时代，各国文字面貌出现了较大分化，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政治上不统一，各国文字逐渐萌生了各自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文字使用阶层扩大，新产生的俗写字、新造字等也往往只在各区系内通行。至战国中期，汉字基本形成齐、燕、晋、楚、秦五系面貌。 [23]

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以来的列国纷争，也同时终结了分封制与世卿世禄制的传统。“书同文”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告别了战国时代的“文字异形”。除了文字形体的统一，秦的文字政策也包括用字习惯的规范。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更名木方，很可能移录自朝廷的诏令，从中可见秦代“书同文”的具体措施：正字用与正字形并重。大一统国家的形成是“书同文”政策在全国推行的保证；与此相应，统一的文字也推进了社会与思想的整合，有力保障了官僚科层制的有序展开，成为国家权威的象征。 [23]

### 数量

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大约将近十万个，日常所使用的汉字只有几千字。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则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

根据2013年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 [28]，收字8105个，分为三级：一级字表为常用字集，收字3500个，主要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的基本用字需要。二级字表收字3000个，使用度仅次于一级字。一、二级字表合计6500字，主要满足出版印刷、辞书编纂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一般用字需要。三级字表收字1605个，是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中未进入一、二字表的较通用的字，主要满足信息化时代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的用字需要 [28]。

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

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南朝时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大广益会玉篇》则据说有22726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曾经是收字最多的一部书；1915年欧阳博存等编著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主编的《大汉和辞典》有49964字；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有54678字；1994年冷玉龙等编著的《中华字海》有85000字。台湾地区教育主管机关编撰的《异体字字典》第五版，内容含正字与异体字，共106230字，是收录较多汉字的字典。蓝德康和松冈荣志主编的《汉字海》是至2020年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的工具书，正文收列字头单字102434个，附录收列字头单字11112个 [12]。日本《今昔文字镜》收字高达16万，其中还包含了越南旧时曾使用的以汉字为原型孳乳仿造的喃字 [27]。简体字←汉字→繁体字

历史上出现过的汉字总数有8万多（也有6万多的说法），其中多数为异体字和罕用字。绝大多数异体字和罕用字已被规范掉，除古文之外一般只在人名、地名中偶尔出现。此外，继第一批简化字后，还有一批“二简字”，已被废除，但仍有少数字在社会上流行。

如果学习和使用汉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万个汉字的音形义的话，那汉字将是世界上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了。但是《中华字海》一类字书里收录的汉字绝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书面语里已经废置不用的字。据统计，十三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不相同的单字字数为6544个字。因此，实际上人们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六千多而已。

在汉字计算机编码标准中，最大的汉字编码是台湾地区的CNS11643，5.0版全字库可供查询的字共87,047个汉字、10771个拼音文字及894个符号。台港民间通用的大五码收录繁体汉字13053个。GB18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最新的内码字集，GBK收录汉字简体、繁体及20912个，而早期的GB2312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Unicode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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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Summary: The evolu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cross East Asia.

#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 Overview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re standardized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primarily in mainland China,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se characters feature fewer strokes and simplified forms compared to their traditional counterparts, which are still used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simplification process has a lo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ut was systematically implemented in the mid-20th century as part of language reform initiatives.

## History

###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driven by their functional utility. Two opposing trends have influenced this development: the enhancement of phonetic and semantic functions through character complexification, and the practical need for easier writing through simplification. These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requirements have been balanced through the natural evolution of characters, with scholars able to explain most change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 creation (liushu).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regional variations of characters emerged alongside formal scripts. Popular vernacular forms (suti) appeared, including both simplified and complexified characters, though most could still be explained through traditional principles.

The Small Seal Script (xiaozhuan) developed from the Great Seal Script (dazhuan), gradually standardizing characters into more linear forms. The Clerk Script (lishu), which matured during the Han Dynasty, was describ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as "the abbreviated form of seal script" and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square Chinese characters.

Following the Clerk Script, various script forms emerged including Regular Script (kaishu), Cursive Script (caoshu), and Semi-cursive Script (xingshu). While these were more convenient to write, some characters underwent complexification to enhance phonetic and semantic functions through added components or semantic differentiation.

### Ancient Simplified Characters
Since ancient times, simplified characters have appeared in stone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particularly during period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During peaceful periods, these simplified forms were often collected and documented, such as in the "Popular Characters Sinc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ong Yuan yilai zizipu).

After Qin Shi Huang unified China in 221 BCE, he implement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writing" (shu tongwen), creating the Small Seal Script by simplifying earlier forms and eliminating regional variations.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1851-1864) was the first historical regime to officially recognize simplified characters, using extensively in official documents and publications while creating new simplified forms. Many of these were later included in the modern "Scheme for Simplified Characters."

## Key Information

| Aspect | Details |
|--------|---------|
| Primary Regions | Mainland China, Singapore, Malaysia |
| Traditional Character Regions | Taiwan, Hong Kong, Macau |
| Historical Origins | Ancient popular forms, formally standardized in 20th century |
| Major Implementation | 1956 in mainland China with the "Scheme for Simplified Characters" |
| Relationship to Traditional Characters | Generally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though some simplified characters represent multiple traditional characters |
| Simplification Methods | Stroke reduction, component simplification, phonetic substitution, semantic association |

##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deeply connected to broader cultur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s Western influence spread throughout East Asia, debates emerged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ese writing. Some advocated abandoning Chinese characters entirely in favor of alphabetic writing systems, citing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printing, typing, and learning.

Th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backwardness" identified several issues: the large number of characters, complex strokes, multiple readings, and difficulties in recognition, reading, memorization, writing, and usage. Some extreme views even suggested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contributed to China's decline.

In mainland China, the simplification movement gained momentum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n 1949. Initially, some leaders advocated complete abandon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favor of alphabetic systems. However, as Sino-Soviet relations deteriorated, this approach was deemed impractical, and simplifi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pinyin romanization system became the preferred path.

## Modern Status

### Mainland China
The systematic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mainland China began in earnest in the 1950s. The process involved extensive research and consultation:

- 1950: Four principles for selecting simplified characters were established
- 1952: The Chinese Character Reform Research Committee was formed
- 1955: The "Draft Scheme for Simplified Characters" was circulated for public comment
- 1956: The "Scheme for Simplified Characters" was officially approved
- 1964: The "Complete Table of Simplified Characters" was published
- 1977: The "Second Scheme for Simplified Characters" ("Erjianzi") was introduced but later abandoned
- 1986: The "Complete Table of Simplified Characters" was reissued
- 2013: The "Table of General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s" was promulgated

In mainland China,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e the official standard used in education, publishing, and public life.

### Taiwan
Taiwan has maintained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aracters in official contexts, education, and publishing. However,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e occasionally used in informal settings and have become more common with increased cross-strait exchanges. In recent years, som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have allowed the use of certain commonly simplified characters in examinations without penalty.

### Hong Kong
Hong Kong has traditionally used traditional characters, though simplified characters have become more popular in informal contexts and signage since the handover in 1997. Official documents and education continue to use traditional characters, often with local modifications as specified in the "List of Commonly Used Characters."

### Japan
Japan implemented its own simplification process with the "List of Characters for Daily Use" (Tōyō Kanji) in 1946, later replaced by the "List of Common Kanji" in 1981. Japa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shinjitai) differ from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with only about 53 characters being identical. Japan continues to use both kanji and kana scripts.

### Korean Peninsula
Korea developed its own alphabetic system (Hangul) in 1444 under King Sejong. North Korea completely abandon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1948, while South Korea reduced Chinese character education in the 1970s.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renewed interest in using both Hangul and Chinese characters in South Korea.

### Vietnam
Vietnam abandoned Chinese characters during French colonial rule and later completely eliminated them after World War II. However, there has been some discussion about reintroduc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recent years.

### Southeast Asia
Besides mainland China,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e used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introduced its own simplified character list in 1969, though with some differences from the mainland standard.

## References

1. Chen, Ping. (1999). *Chinese Writing Reform: History and Future*. De Gruyter Mouton.
2. DeFrancis, John. (1984).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 Ramsey, S. Robert. (1987). *The Languages of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nguage reform is never accomplished in a day, yet the common people of China have not only made remarkable grammatical innovations, but they have also accomplished an equally remarkable reform: the great re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the creation and promotion of 'broken characters.'"
> — Hu Shih,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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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简化

历史背景播报编辑

## 历史背景

### 汉字演化

汉字的演化趋势，是由文字的工具性所决定的。其一是要求加强汉字的表音表意功能，在字形上有所繁化，又或是为着义项的分工而进行分化，而使字形繁化；另一种则是要求形体便于书写，将原先较为复杂的字加以简化。这两方面的要求有时会发生矛盾。汉字一般会通过自身的调节，或是牺牲一些表音表意功能以实现简化，或者是为维护表音表意功能允许字形上有所繁化，最终达到便于使用的目的。然而一般情况下，甲骨文、金文里的繁化与简化字形，现代学者都能以六书为主的汉字造字系统来解释。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除东周、秦国的大篆规范性较强之外，其余六国的文字彼此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分歧，俗体广为流行，俗体中有简化的，也有繁化的。但当时之俗体，据现代的文字学家考证，绝大多数都切合六书。

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到小篆，字体逐渐变为以线条符号为主，字形逐渐固定。

晋书记载“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书难成，即令隶人（笔吏）佐书，曰隶书……隶书者，篆之捷也。”同小篆相比，是书写简便的公文字体 [2]。隶书在汉代成熟，又叫“佐书”，奠定了方块汉字的基础。

隶书之后，产生了楷书（又叫真书或者正书）、草书、行书等各种字体。以笔画书写来说，这些字体较为方便、易写。除了笔画较简单外，这时期的汉字，还存在着目的在于增进汉字的表音表意功能的繁化现象，增加形符或声符，或者将原先相同的字分成两个，各自表达的意义更加明确。

由于隶变之后仍有不少字结构复杂，笔画繁多，南北朝以来，在常用的楷体汉字中，有一部分出现了较简便的俗字，笔画比正字少的俗字，一般被叫做简体字。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现存的明刻本中，就已经出现了简体字“刘”字的写法。这些俗字则未必能以六书等既有汉字造字系统去解释。

现代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这些俗体的出现，与历史里当时的时局有关。在战乱时期的南北朝、宋、元等朝代，不论手写还是雕板印刷，能找到的俗字都较多。但在唐、明、清等政局安定的朝代，这些俗字就乏人使用，更被当时的学者引为负面教材。

### 古代简体字

古代由于战乱及地方关系，石刻、手抄本经常出现异体字，后来越来越多。当和平时期便开始收集统计，如《宋元以来俗字谱》便有简体字收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推行“书同文 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就创制了统一的简化汉字小篆。

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是历史上首次赋予简体字合法地位的。在太平天国政府的印玺和所印发的公告、书籍等，大量采用了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同时也创造了不少新的简体字。这些字笔划比原来汉字减省，却不完全依照六书原则，但这些简体字大多数已被《汉字简化方案》收录。

1909年（清宣统元年），主张推行俗体字的《教育杂志》创刊，陆费逵在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近代中国的发展和变迁里，首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汉字简化渊源播报编辑

## 汉字简化渊源

自19世纪开始，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开始进入东亚，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中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当中有人坚持汉字的传统，亦有人鼓吹放弃使用汉字。繁体通告“汉字简化方案”

认为应该放弃汉字运动的立论一般称为“汉字落后论”，内容大致有二方面，一是出版印刷技术的瓶颈，二是不利学习。

拼音文字的符号种类少，已发展出打字机，而汉字不能通过打字机排印，必须使用巨型的铅字排版房。由于汉字数量众多，铅字排版房需要很大的空间，字模的生产成本不低，排字员需要相当时间的熟练，且即便如此，找字仍须耗费大量的时间，使得排字效率相当低落。由于排字效率不佳，手抄书仍相当普遍，偏偏汉字笔画繁多，书写亦不如拼音文字快速方便。因此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繁琐笨拙，出版技术的瓶颈相当严重，不利普及知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如不放弃汉字改采拼音文字，迟早会被时代淘汰。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汉字难写难读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识字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有人提出汉字有“三多五难”：“三多”是字数多、笔划多、读音多；“五难”是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甚至有激烈的观点认为汉字导致了中国走向衰亡，必须改造汉字。

废除汉字运动播报编辑

## 废除汉字运动

毛泽东最早在1940年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1956年中国大陆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说“汉字是一种落后的字体”，所以“必须要改革成像拉丁文那样” [4]，方便学习及辨识，以使其能够符合其救国的思想。随着中苏决裂，大陆学者认识到废弃汉字不现实。于是简化汉字与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大陆主流。 [5]

现况播报编辑

## 现况

### 中国

1919年-1949年

1919年，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随着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改革汉字的呼声逐渐高涨。

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

1922年，钱玄同等人提出一套具体的简化方案，其中提出8种简化策略，这是第一次系统提出汉字简化方法。

1923年，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语言文字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然而“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

1930年，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卓定谋的《章草考》等出版。

1931年，徐则敏的《常用简字研究》出版。9月26日，苏联为推动中国废除汉字改行拉丁化文字，在海参崴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苏联共同草拟“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并发表中苏双方13条共同宣言：（节录）“中国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代替。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划来拼音或注音”、“大会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所谓统一国语运动”。

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收入了宋元以来的大多习用简体字。

1934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29次常委会通过了钱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呈请教育部施行。经教育部批准同意后，委托钱玄同主持编选《简体字谱》。

同年，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出版。

同年，钱玄同又一次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正式着手编选简体字表。

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他报刊纷纷响应，相继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胡蜂、林汉达、叶籁士等200位当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学》《译文》《小朋友》《中学生》《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所采用。

6月，钱玄同在其所编的《简体字谱》（2400余字）中选出1300余字编成《常用简体字表》，送交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会通过其中的1230字并准备推行。

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的324个，在当时又称“手头字”，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第一批简体字表》，有三条选字原则：①以述而不作之原则；②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③原字笔画甚简者，不再求简。

8月22日，教育部制定公布了《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推行部颁简体字办法》。

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

10月，容庚在燕京大学开设简体字课加以试验。

1937年5月，字体研究会发表了《简体字表》第一表。

1941年，苏联红军占领中国蒙古后，创立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新蒙文，开始协助当地废除汉字 [6]。

1949年后，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撤退台湾后几次推动汉字简化最终终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现今）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

1950年8月9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举行简体字的研究选定工作座谈会，商定了选定简体字的四条原则：

①整理选定已经通行的简体字，必要时根据已有简体字的简化规律加以适当的补充；

②所选定、补充的简体字，以楷体为主，间或采取行书、草书，但必须注意容易书写和便于印刷；

③简体字的选定和补充，以最常用的汉字为限，不必为每一繁难的汉字制作简体；

④简体字选定后，由中央教育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实行。

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根据上述原则广泛搜集资料，编制了《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应征者对简体字的选定原则主要提出了“选定简体字应该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和“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等意见。

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重新考虑了简体字的选定原则，决定完全根据“述而不作”的精神选定简体字，并适当注意缩减通用汉字的数目，把异体或可以相互通用的字尽量合并。于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

1952年2月5日，在中央教育部的筹划下，由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组合并其他机构组成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俄籍顾问谢尔久琴柯（Г.П.Сердюченко）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会议上指示：“严格的拼音原则是采用中国共产党员在苏联创制的那套拼音文字是最合理的” [7]。

3月2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汉字整理组。汉字整理组重新确定了编制简化字方案的四条原则：

已有通行简体的字，以述而不作、不另造简体字为原则。但无通行简体而笔画较多的常用字不妨另找简体；

简体字以印刷体为准，其构造宜注意与手写体相近。偏旁简化可以类推；

异体字有本组另行处理，代用字暂不入本表；

简体字表公布时，以简体字为主，附注繁体。排列按起笔丶一丨丿乛的次序，首笔相同视次笔，另附由读音检简字及由繁体检简字的两个检字表。

1952年下半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次稿，收比较通行的简体字700个。毛泽东阅该稿后指出：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做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7]。

1953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4年10月8日，由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1月3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次稿再作必要的修改。汉字整理组在第五次稿的基础上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798个简体字、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251个手写体汉字简化偏旁）。文改会估计汉字难以在短时间改为拼音文字，中间会有新旧文字的过渡时期，因此在策略上需破坏汉字形体，削弱汉字效用，以简体字创造汉字内部利于拼音化的条件 [8]。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知，印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30万份，征求意见。自《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至同年7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收到各界群众的来信和意见书5167件，全国参加讨论的人数达20万，其中赞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人数占97%（《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7月13日，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议，国务院设立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

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出《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删除了原草案中的《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和《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简化字由原草案的798个调整为512个，增收了56个简化偏旁。决定将异体字不放在简化方案中解决，拟定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10月15日至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会议中，修改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中的19个简化字，取消了一个简化偏旁。会议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会议的决议对《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了调整，简化字的字数由512个增加到515个，简化偏旁由56个减少到54个。修改后的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申请委员会审定。

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13]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二简字时期“产量翻几番”

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法定的简化字在现今中国大陆地区取得了“规范汉字”的地位。

1964年1月7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字问题的请示”向国务院报告。

2月4日，国务院同意了请示报告，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字问题的请示的通知》。

关于繁简体书写难度的漫画

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

1965年，出版《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规定字形。

1977年12月20日，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称为“二简字”。

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宣布废除“二简字”。

10月10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共收2235个简化字），此表在中国大陆使用至2013年。

1988年3月25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发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内收通用字7000个（含《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3500字）。 [14]这个表亦代替了1965年出版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6196字），规范了中国大陆的印刷字形标准，另外亦恢复了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被淘汰了的15个异体字为规范字。本表的制订，主要依据1965年颁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根据实际需要，删去《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中的50字，增收854字。同时，本表依据《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确定的字形标准，规定了汉字的字形结构、笔画数和笔顺。其后，印刷通用汉字字形即以此表为准。 [14]

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就刚刚研制出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通用规范汉字表》中不仅恢复了6个繁体字，51个异体字，还拟对44个汉字调整其写法。 [9]由于反对声音强烈，该字表又作出了一些调整后才于2013年6月5日正式颁布，成为社会一般应用领域的汉字规范。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直没有限制民间的汉字用法，随着经济的不断活跃，和资讯快速流动化需求的推动，为了提高辨识度，民间招牌或者手写告示兴起使用自行简化的字体 [12]，而官方及学校所采用的汉字字体则基本使用传统汉字字体，并依本地情况加以修订（详见《常用字字形表》）。香港回归之后，简化字亦较以往更为流行，官方网站也开始提供简化字版的选择页面，而在公开考试中也可使用《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

台湾当局不允许各级学校在教学中使用中国大陆的简化字，出版物亦以繁体字为主，但民间可以在各个领域自由使用简体字和简化字。

民进党执政时代，“教育部长”杜正胜表示，考试使用（中国大陆的）简体字一定会扣分，但是可以使用民间约定俗成的俗体字，例如将“臺”写作“台”或“體”写作“体”不扣分。教育部将会整理出俗体字表供阅卷老师及学生参考，但还是鼓励使用正体字。多数台湾教师也认同此作法，这也是多数阅卷教师已经使用的标准。

一般人会在非正式场合且手写时（如笔记）穿插地使用约定俗成的简体字。如将“體”写作“体”、“醫”写作“医”。少数台湾人也使用中国大陆的简化字书写，但由于一般台湾人看不懂，故甚少使用；一简对多繁（“于”与“於”，“余”与“馀”，“面”与“麵”等）只在极少数不易混淆的场合使用，如店家速记。

现今两岸通商往来日益频繁，基于使用需求，民间也会使用中国大陆的简化字及其用语习惯。对于中国大陆出版的简体书籍，由于不熟悉简体字，以及专有名词与习惯用语的差异，常造成阅读上的障碍，但通常能在短时间自学适应。

### 日本

日本民间长期流行着一些简体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也曾有一派主张汉字过多不利学习，打算完全放弃汉字。但因为日文假名只能表音，废除汉字后很不方便，最后汉字得以留存。

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了《当用汉字表》 [10]，收字1850个，其中除了有131个是简体字以外（即为一般民间流行常用的笔画简化字，日本称为略字），其余为传统汉字。部分新字体与繁体汉字类似，如“勧（劝）”，而与中文简化字相同的有53个，差不多相同的有9个。新字体作为限制出版品汉字使用。

由于《当用汉字表》存在一些问题，1981年日本决定公布《常用汉字表》（1945字），废止了《当用汉字表》，算是汉字限用与简化政策的缓和化。其目的是规范而非限制汉字使用，不具有强制力。2010年又发布了《改定常用汉字表》，将常用汉字增加至2136字。此为日本用字标准。

此外，自1951年开始，日本政府也多次公布、修订《人名用汉字表》，其中包含了当用汉字或常用汉字以外的数百个汉字，依规定只能用于人名。到2010年人名用汉字共有861字。若加上常用汉字则共有2997个汉字可用于人名。

整体而言，日本新字体的简化程度不如中国大陆的简化字。

### 朝鲜半岛

1444年，朝鲜国国王世宗颁布推行《训民正音》，采用汉字笔画式拼音字母，即谚文字母。由于谚文字母在印刷拼写时，可以将拼一个字的字母写在一起，可以方便地看成是一个字（虽然这样也会产生很多重音），因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1948年完全放弃了汉字；而大韩民国从1970年宣布停止在学校教授汉字，后经民间反对后改为禁止小学教师教汉字，初中及高中提供汉字课程作为选修课，但因入学考试不考故选修者鲜少；自1976年以后，使用汉字的人也日渐减少。

1983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90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简体中文相同的有29个，差不多相同的有4个。1999年，大韩民国文化旅游部长官申乐均9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一份《推动汉字并用方案》，并得到当时总统金大中的支持。

但近年来，大韩民国已经注意到纯韩文的表达困难，又有提倡韩字、汉字并用的呼声。 [11]

### 越南

越南在法国殖民者的强制之下，早在19世纪末就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汉字，而使用拉丁化越南文代替。二战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后来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去中国化，正式彻底地废弃了汉字。但近年又有人提出恢复使用汉字，部分学校亦恢复教授汉字。

### 东南亚

除了中国大陆使用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亦使用了大陆推行的简化字。

新加坡在1969年推出自己的《简体字表》，与中国大陆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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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bidden City, Beijing

Summary: The Forbidden City, also known as the Palace Museum, is a vast imperial palace complex in the heart of Beijing that served as the home of Chinese emperors for nearly 500 years.

## Overview

The Forbidden City, also known as the Palace Museum or Purple Forbidden City, is a magnificent palace complex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Beijing, China. As the imperial palace for 24 emperor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420-1912), it represents the pinnac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embodies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imperial China. Covering an area of approximately 720,000 square meters (with a building area of about 150,000 square meters), the Forbidden City is the world's largest palace complex and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since 1987.

## History

### Name Origins

The Forbidden City derives its name from the ancient Chinese concept of "Tian Ren He Yi" (天人合一), which emphasiz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elestial bodies and earthly structures. The term "Purple Forbidden" comes from the belief that the celestial emperor resided in the Purple Forbidden Palace (Ziweigong) in the North Star, and the earthly emperor, as the "Son of Heaven," should have his residence correspond to this celestial abode. The "Forbidden" aspect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he palace was off-limits to commoners during imperial times.

###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bidden City began in 1406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Yongle (Zhu Di) of the Ming Dynasty. Built as a replica of the Nanjing Imperial Palace but on a grander scale, it took an estimated 100,000 workers 14 years to complete. The project required vast resources, including precious nanmu wood from remote mountains and massive stone slabs transported via ice roads during winter. The palace was officially completed in 1420 and became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China when Emperor Yongle moved the capit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 Ming Dynasty Perio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Forbidden City witnessed significant events and architectural changes. Notably, the palace suffered several devastating fires, including in 1421 (shortly after completion), 1557, and 1597, each time requiring extensive reconstruction. The Three Great Halls (Hall of Supreme Harmony, Hall of Central Harmony, and Hall of Preserving Harmony) were renamed during the Jiajing period to Hall of Ultimate Purity, Hall of Central Purity, and Hall of Established Purity. The Palace of Heavenly Purity (Qing Palace) served as the main residence and political center for emperors from Yongle to Chongzhen.

### Qing Dynasty Period

After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in 1644, the Forbidden City was damaged by rebel forces but was gradually restored by the Qing Dynasty. Emperor Shunzhi began renovations in 1644, and Emperor Kangxi oversaw major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from 1669-1698. The Qing emperors made several modifications to the palace, with Emperor Yongzheng shifting his residence from the Palace of Heavenly Purity to the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Yangxin Dian), which then became the political center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dynasty. Emperor Qianlong, during his reign (1735-1796), expanded the palace with numerous new structures, creating the full splendor of the Forbidden City that we see today.

### Republican Era

Follow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the last emperor Puyi was allowed to remain in the Inner Court under the "Articles of Favorable Treatment for the Imperial House." The palace became a "state within a state" until 1924 when General Feng Yuxiang expelled Puyi and established the Palace Museum. In 1933, facing the threat of Japanese invasion, many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were evacuated to Nanjing and later to Sichuan for safekeeping.

## Key Information

| Feature | Details |
|---------|---------|
| Chinese Name | 北京故宫 (Běijīng Gùgōng) |
| Alternative Names | Purple Forbidden City, Palace Museum |
| Location | No. 4 Jingshan Front Street,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
| Construction Period | 1406-1420 (Ming Dynasty) |
| Area | 720,000 m² (total), 150,000 m² (building area) |
| Heritage Status |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1987),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
| Opening Hours | April 1-October 31: 8:30-17:00 (last entry 16:10)
November 1-March 31: 8:30-16:30 (last entry 15:40)
Closed on Mondays (except legal holidays) |
| Ticket Price | 60 RMB (peak season), 40 RMB (off season)
Additional 10 RMB for Treasure Gallery and Clock Gallery |
| Number of Rooms | 9,807 (traditional measurement) |
| Major Attractions | Three Great Halls, Three Back Halls, Imperial Garden, Six Eastern and Western Palaces |

##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Forbidden City represents the pinnac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Its design follows the principles of "Zhou Li-Kao Gong Ji" (周礼·考工记), an ancient text that prescribes "front court, back market, left ancestral temple, right altar" for imperial capitals. The complex embodies Chinese cosmology, with the emperor positioned as the Son of Heaven a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surrounded by symbolic elements representing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he palace also served as a repository of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housing countless treasures, paintings, ceramics, and artifacts that reflect the highest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architectural details, including the use of symbolic colors (yellow for imperial buildings, green for princes' residences) and decorative elements (dragons, phoenixes, and other mythical creatures), all carry profound cultural meanings.

## Modern Status

Today, the Forbidden City operates as the Palace Museum, on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institutions. Since 2012, the museum has undergone extensive renovations and expansions, with the goal of opening 76% of its total area to the public by 2020. Recent developments include the opening of new exhibition areas,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vanced conservation techniques.

The museum attracts 6-8 million visitors annually, making it one of the most visited museums in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the Palace Museum has embraced digital technology, creating online exhibitions and a comprehensive digital collection that includes over 150,000 high-resolution images of its artifacts. The "Dragon Spitting Water" phenomenon, where rainwater flows through 1,142 dragon-headed stone spouts on the palace terraces, continues to captivate visitors and demonstrates the sophisticated hydraulic engineering of the ancient builders.

## References

1. Wheatley, Paul. (1971).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2. Fu, Xinian. (2012). Chinese Architecture: A Histor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3. Palace Museum. (2019). *The Forbidden City: The Glorious Reign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Commercial Press.

4. Spence, Jonathan D. (2012).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W.W. Norton & Company.

5. Steinhardt, Nancy Shatzman. (2000). *Imperial Beijing: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1420-1911*.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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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

名称考义播报编辑

## 名称考义

故宫又称紫禁城。 [6]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用天上的星辰与都城规划相对应，以突出政权的合法性和皇权的至高性。天帝居住在紫微宫，而人间皇帝自诩为受命于天的“天子”，其居所应象征紫微宫以与天帝对应，《后汉书》载“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宫，象而为之”。 [7]紫微、紫垣、紫宫等便成了帝王宫殿的代称。由于封建皇宫在古代属于禁地，常人不能进入，故称为“紫禁”。明朝初期同外禁垣一起统称“皇城”，大约明朝中晚期，与外禁垣区分开来，即宫城叫“紫禁城”，外禁垣为“皇城”。 [8]

历史沿革播报编辑

## 历史沿革

### 营建原则

故宫严格地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整个故宫，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功能上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同时达到左右均衡和形体变化的艺术效果。 [9]考工记中对宫殿的要求

中国建筑的屋顶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在故宫建筑中，不同形式的屋顶就有10种以上。以三大殿为例，屋顶各不相同。故宫建筑屋顶满铺各色琉璃瓦件。 [10]主要殿座以黄色为主。绿色用于皇子居住区的建筑。其它蓝、紫、黑、翠以及孔雀绿、宝石蓝等五色缤纷的琉璃，多用在花园或琉璃壁上。太和殿屋顶当中正脊的两端各有琉璃吻兽，稳重有力地吞住大脊。吻兽造型优美，是构件又是装饰物。一部分瓦件塑造出龙凤、狮子、海马等立体动物形象，象征吉祥和威严，这些构件在建筑上起了装饰作用。 [11]

### 建造过程

永乐初年，朱棣一直在旧宫视朝听政——旧宫，即是在元大内基础上兴建的燕邸 [115-116]。北京原本是燕王朱棣的封地。靖难之役以后，永乐元年（1403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称，燕京北平是皇帝“龙兴之地”，应当效仿明太祖对凤阳的做法，立为陪都。明成祖于是大力擢升燕京北平府的地位，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称为“行在” [12]。同时开始迁发人民以充实北京；被强令迁入北京的有各地流民、江南富户和山西商人等百姓等。

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下诏以南京皇宫（南京故宫）为蓝本，兴建北京皇宫和城垣。朱棣先派出人员，奔赴全国各地去开采名贵的木材和石料，然后运送到北京。光是准备工作，就持续了11年。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崇山峻岭里，百姓冒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为此丢了性命，后世留下了“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很艰辛。保和殿后那块最大的丹陛石，开采于北京西南的房山。史书记载了运送它时的情景：数万名劳工在道路两旁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到了寒冬腊月气温足够低时，就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用了28天的时间，才送到了宫里。此外，还要在苏州烧制专供皇家建筑使用的方砖——金砖，山东临清也要向北京运送贡砖。 [13]明成祖朱棣

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以北京为基地进行北征，同时开始在北京附近的昌平修建长陵。 [14]将自己的陵墓修在北京而不是南京，证明明成祖已经下定决心要迁都。

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召集群臣，正式商议迁都北京的事宜。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臣工，明成祖一一革职或严惩，从此无人再敢反对迁都。 [15]次年，以南京紫禁城为模板的北京紫禁城正式动工。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皇宫和北京城建成。北京皇宫以南京皇宫为蓝本，规模稍大。新修的北京城周长四十五里，呈规则的方形，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下诏正式迁都北京 [89]，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改北京顺天府为京师，但在南京仍设六部等中央机构，称南京某部，以南京为留都。

### 明朝时期

紫禁城建成后，明清宫廷五百多年的历史，包含了帝后活动，等级制度、权力斗争、宗教祭祀等。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竣工。次年发生大火，前三殿被焚毁。正统五年（1440年），重建前三殿及乾清宫。天顺三年（1459年），营建西苑。经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代，整20年。 [16]明人绘《北京宫城图》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禁城大火，前三殿、奉天门、文武楼、午门全部被焚毁。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才全部重建完工。 [17]嘉靖时期，故宫三大殿名称改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紫禁城大火，焚毁前三殿、后三宫。复建工程直至天启七年（1627年）方完工。 [17]在明朝，乾清宫是皇帝的主要寝宫，也是主要政治活动场所。自永乐皇帝朱棣至崇祯皇帝朱由检，共有14位皇帝曾在此居住。由于宫殿高大，空间过敞，皇帝在此居住时曾分隔成数室。据记载，明代乾清宫有暖阁9间，分上下两层，共置床27张，后妃们得以进御。由于室多床多，皇帝每晚就寝之处很少有人知道，以防不测。皇帝虽然居住在迷楼式的宫殿内，且防范森严，但仍不能高枕无忧。据记载，嘉靖年间发生“壬寅宫变”后，世宗移居西苑，不敢回乾清宫居住。万历帝的郑贵妃为争皇太后闹出的“红丸案”、泰昌妃李选侍争做皇后而移居仁寿殿的“移宫案”，都发生在乾清宫。明代乾清宫也曾作为皇帝守丧之处。

### 清朝时期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陷北京，明朝灭亡，但李自成很快被清军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向陕西撤退前焚毁紫禁城，仅武英殿、建极殿、英华殿、南薰殿、四周角楼和皇极门未焚，其余建筑全部被毁。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紫禁城被清军接管。 [18]明末李自成撤离时，紫禁城仅剩武英殿、建极殿、英华殿、南薰殿、皇极门及角楼等少数建筑侥幸未毁。清朝定鼎北京后，即逐渐展开修复工作。顺治元年（1644年），为迎接即将从关外前来的清世祖福临，开始整修乾清宫等建筑。顺治二年（1645年），又复建由明代皇极、中极、建极三殿改称的太和、中和、保和（后因世祖养育其中，称位育宫）三大殿，三年底竣工，基本恢复了明代的外朝规制。 [87]

康熙改元之初，工程尚少。迨其亲政，大规模修缮随即展开。具体进程大致以“三藩之乱”平定为界，分康熙八年（1669年）至十三年（1674年）、二十二年（1683年）至三十七年（1698年）两个大的阶段。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二月，工部以太和殿“为天下万国之观瞻，必应修造”，疏请筹办物料。 [87]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始重建紫禁城其余被毁部分建筑，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基本完工。康熙时期两个阶段的大修，奠定了清代紫禁城的基本规制。典型者如外朝三大殿，此后一百多年内，除乾隆一朝曾经重修外，未再有大的修缮。 [87]清朝入关之后，依照明朝的旧例，顺治帝和康熙帝都将乾清宫作为居住和处理朝政的主要场地。雍正帝即位之后，开始移居养心殿。养心殿位于紫禁城内廷、乾清宫西侧，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起初，它并不是皇帝的寝宫。清康熙时期，内务府在此设置专为皇室造办宫廷活计的诸多作坊，称“养心殿造办处”。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后，即位的雍正皇帝并没有搬到乃父的寝宫乾清宫去住，而是将西侧遵义门内暂时用作为父守孝之“苫次”的养心殿辟为皇帝寝宫。 [19]从此，养心殿开始成为皇帝居住和清朝朝政的主要处理地点，此后军机处设立之后办公地点也在养心殿附近。乾隆帝即位之后，对养心殿殿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改建，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从雍正帝之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八位皇帝都在此居住。一直到宣统帝被赶出紫禁城。 [17]乾隆帝行乐图

乾隆帝继位后，财力充裕，紫禁城内再次大兴土木。不但康熙时期的原有建筑得到维修，新建筑也不断增多，重要者如寿康宫、重华宫、建福宫及花园、雨花阁、中正殿、寿安宫、慈宁宫及花园、宁寿宫及花园、文渊阁、毓庆宫、乾清宫等等，一举奠定了清代紫禁城的全盛风貌。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将慈宁宫西北的咸安宫官学迁出，改建为寿安宫，以贺其生母六十大寿。寿安宫建成后，院落三进，后院叠石为山，东西各有福宜斋、萱寿堂。孝圣宪皇太后六十、七十大寿，乾隆帝均率皇后及皇子、皇孙等，至此进茶侍膳，并于堂前跳“喜起舞”以贺寿。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帝下谕改建宁寿宫，以便将来自己当太上皇时“颐养天年”。此项工程自三十七年兴工，至四十四年完成。其南半部以皇极殿、宁寿宫为中心，北半部以养性殿为中心，宛如紫禁城中的前朝、后寝之分。其西北角的宁寿宫花园，俗称“乾隆花园”，景致多仿自建福宫花园，有古华轩、遂初堂、符望阁、倦勤斋等建筑，是乾隆皇帝为晚年生活构建的理想居所。花园自南向北分为四进院落，共有27座风格各异的建筑，融汇南北园林艺术精华。 [87] [111]

咸丰帝在位时期，也曾把长春宫与前面的启祥宫（即现在的太极殿）打通，连为一体，咸丰去世后，慈禧也曾在这里居住，一人独享两宫。西六宫到了晚清的时候，慈禧开始改造某些宫殿。因此，西六宫中有四个宫都留下了慈禧的足迹。 [20]咸丰帝死后，慈安和慈禧早期垂帘听政时，都曾居住在长春宫，同治十年（1871年），慈安从长春宫搬回钟粹宫居住，长春宫便成为慈禧太后一人独享的宫院。太极殿原来也只是二进院落，咸丰改修长春宫时，将太极殿后殿辟为穿堂殿，使太极殿与长春宫连接成相互贯通的四进院。

### 民国时期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紫禁城宫殿本应全部收归国有，但按照那时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逊帝爱新觉罗·溥仪被允许“暂居宫禁”，即“后寝”部分。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王公世爵仍其旧”等条款。所以依据《清室优待条件》部分条款，加之袁世凯感念旧主恩德，积极扶持，溥仪退位后，帝制虽然被废除，但皇帝溥仪以及原来的皇室大臣等却仍然安然无恙地居住在皇宫里。在皇宫紫禁城内生活期间，溥仪仍旧发布“上谕”，仍用宣统年号纪年，遗老遗少仍行跪拜大礼。宫内依然还保有内务府、宗人府和慎刑司等机构，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遂使当时的紫禁城俨然成为“国中之国”。

1913年，中国政府决定将辽宁沈阳故宫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所藏文物运到北京，当时京城缺乏保管文物的地方，所以临时决定在故宫原来的咸安宫旧址上建造一处库房。宝蕴楼始建于1914年6月，一年后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史料记载，1915年入藏该楼的文物有3150箱，达23万多件。 [94-95]

1917年7月1日，徐州军阀张勋拥立清逊帝溥仪复辟。为了让张勋投降，段祺瑞发动了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其中包括命令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的师生加入战斗，用飞机轰炸紫禁城。在紫禁城内投下三枚小炸弹，以示警告 [21]。飞机距紫禁城的高度只有300米，超低空飞行。 [22]炸到了紫禁城东六宫当中的延禧宫，使当时的建筑轻度损坏。这被认为是东亚第一次空袭轰炸。民国时期的乾清宫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同时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了故宫。于1925年10月10日宣布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对外开放。1925年以后紫禁城才被称为“故宫”。随着清王朝的没落，特别是1949年前的38年中，故宫建筑日渐破败，有多处宫殿群倒塌，垃圾成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1933年，故宫博物院为保护其文物安全，不至遭战火毁灭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决定采取文物避敌南迁之策，并在南京建立文物库房，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从1933年2月至5月，先后检选出文物、图书、档案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 [23]。

### 现代状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故宫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同时整理出大量的文物。1961年国务院颁布故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博物院现存文物1862690件/套（截至2019年8月） [24]。

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97]

21世纪以来，故宫博物院平均每年接待中外观众600—800万人次。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观众的人数有增无减，可见人们对故宫的兴趣长盛不衰。

2013年8月15日，寿康宫在进行原状陈列后，也正式展出。而位于慈宁宫的雕塑馆在2015年5月31日开馆。而按照2015年规模，到2020年故宫的开放面积将达76%。故宫正在进行文物古迹修缮、环境整治、扩大陈列展览的开放区域。 [26]

2014年11月23日，北京故宫吉祥物首度对外亮相，该吉祥物源自中国传统的吉祥龙凤形象，分别为龙“壮壮”和凤“美美”。2015年10月11日，故宫正式对民众开放慈宁宫区域、午门雁翅楼区域、东华门等新的区域，使故宫的开放面积由52%增加至65%。 [4]

2016年2月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由故宫博物院主办“太璞如琢——崔如琢艺术故宫大展”。 [27]2016年4月12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故宫的开放面积再增11%，达76%，并开放多种形式的新展览。 [28]

2018年9月3日，故宫养心殿正式进入古建筑研究性保护修缮工作的实施阶段。 [29]

2025年6月，北京故宫在暴雨中再现“千龙吐水”奇观。三层台基上的1142个龙头石雕同时喷出水柱，雨水顺着龙嘴哗哗往外吐，场面壮观。这种奇观主要得益于故宫长达15公里的古老排水系统。故宫拥有相互独立的两套排水系统：一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应对开放后观众如厕等问题建设的市政污水系统；另一套，则是至今仍在承担雨水排放重任的古雨水系统。它如同人体的血液循环，将雨水自然排放至金水河，最终汇入城市河道。 [101] [113]

2025年10月11日，由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第七届太和论坛上，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公布：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更新，新增5万件院藏文物的高清数字影像，平台文物总数突破15万件。 [117]

建筑特点播报编辑

## 建筑特点

### 建筑规模

北京故宫由明朝皇帝朱棣始建，设计者为蒯祥（1397-1481年，字廷瑞，苏州人）。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长961米，宽753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用100万民工，共建了14年，有房屋9999间半，实际据1973年专家现场测量故宫有大小院落90多座，房屋有980座，共计8707间（注：此“间”并非现今房间之概念，而是指四根房柱所形成的空间）。

### 建筑造型

故宫前部宫殿，当时建筑造型要求宏伟壮丽，庭院明朗开阔，象征封建政权至高无上，太和殿坐落在故宫对角线的中心，四角上各有十只吉祥瑞兽。故宫的设计者认为这样以显示皇帝的威严，震慑天下。后部内廷却要求深邃、紧凑，因此东西六宫都自成一体，各有宫门宫墙，相对排列，秩序井然。内廷之后是宫后苑 [30]。

故宫宫殿是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了整个城市 [31]。

故宫所有建筑连廊的横脊两端都有两个身背宝剑的瑞兽，他们就是龙的九子之一：鸱吻。所有的竖脊的下端都驮着一个龙头，它叫嘲风，也是龙子之一。 [92-93]景山俯瞰故宫故宫北京故宫雪景图北京故宫雪景图北京故宫雪景图北京故宫雪景图北京故宫雪景图北京故宫雪景图北京故宫雪景图北京故宫雪景图北京故宫北京故宫

建筑格局播报编辑

## 建筑格局

### 整体格局

故宫位于北京城中心，布局依据《周礼·考工记》中所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建筑在北京城南北长八公里的中轴线上，南北取直，左右对称。如今故宫左前面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明清是皇帝祭祀祖宗的太庙；右前面的中山公园是皇帝祭祀土神和谷神的社稷坛；前面有朝臣办事的处所；后面有人们进行交易的市场 [25]。北京故宫的北面是万岁山，南面是金水河，恰好符合古人“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的建宫原则，万岁山是专门为营造皇城风水而筑城的一座人工山，完成于明初，位于元代寝宫延春阁旧址，用开挖护城河和南湖的淤泥堆积而成。此山的堆筑，一方面满足了皇城要“负阴”的原则，另一方面又镇住了前朝的风水，故万岁山又有“镇山”之称。 [32]北京四九城的布局是二龙出水护着紫禁城。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皇帝的居所又称紫禁城。 [33]

故宫宫城周围环绕着高12米，长3400米的宫墙，形式为一长方形城池，墙外有52米宽的护城河环绕，形成一个森严壁垒的城堡。故宫有4个门，正门名午门，东门名东华门，西门名西华门，北门名神武门。面对北门神武门，有用土、石筑成的景山。在整体布局上，景山可说是故宫建筑群的屏障。 [102]中国古代的星宿理念

故宫南北长约960米，东西宽约750米，面积72万多平方米，现存房屋8000多间。它周围有高10米的城墙，墙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四面各有一座门，南为午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紫禁城内由外朝、内廷两大部分组成。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为两翼，是朝廷举行大典的地方。外朝的后面是内廷，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以及东、西六宫等，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皇帝、后妃们居住的地方。此外，东侧还有宁寿宫区域，是清朝乾隆皇帝为做太上皇退位养老之所。 [25]

### 外朝分布

外朝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地方，主要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其中太和殿最为高大、辉煌。皇帝登基、大婚、册封、命将、出征等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仪式，其时数千人“三呼万岁”，数百种礼器钟鼓齐鸣，极尽皇家气派。太和殿后的中和殿是皇帝出席重大典礼前休息和接受朝拜的地方，最北面的保和殿则是皇帝赐宴和殿试的场所。 [34]北京故宫平面图

### 故宫内廷

故宫建筑的后半部叫内廷，内廷宫殿的大门——乾清门，左右有琉璃照壁，门里是后三宫。内宫与外廷的交界点乾清门

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两翼有东六宫和西六宫，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也是皇帝与后妃居住生活的地方。后半部在建筑风格上不同于前半部。前半部建筑象征皇帝的至高无上。后半部内廷建筑多是自成院落。

在故宫“内庭”最后面。重檐庑殿顶。坤宁宫是明朝及清朝雍正帝之前的皇后寝宫，两头有暖阁。清代改为祭神场所。雍正后，西暖阁为萨满的祭祀地。其中东暖阁为皇帝大婚的洞房，康熙、同治、光绪三帝，均在此举行婚礼 [35]。

主要建筑播报编辑

## 主要建筑

### 故宫四门

故宫有四个大门，正门名为午门，其平面为凹形。午门后有五座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东门名东华门，西门名西华门，北门名神武门。故宫的四个城角都有角楼，高27.5米，十字屋脊。 [36]

| 四门 | 简介 | 图片 |
| --- | --- | --- |
| 午门 | 午门是故宫的正门。俗称五凤楼。午门的平面呈“凹”字形，沿袭了唐朝大明宫含元殿以及宋朝宫殿丹凤门的形制，是从汉代的门阙演变而成。午门分上下两部分，下为墩台，高12.00m，正中开三门，两侧各有一座掖门，俗称“明三暗五”。墩台两侧设上下城台的马道。五个门洞各有用途：中门为皇帝专用，此外只有皇帝大婚时，皇后乘坐的喜轿可以从中门进宫，又通过殿试选拔的状元、榜眼、探花，在宣布殿试结果后可从中门出宫。东侧门供文武官员出入。西侧门供宗室王公出入。两掖门只在举行大型活动时开启。墩台上正中门楼一座，面阔9间，60.05m，进深5间，25.00m，重檐庑殿顶。墩台两

![The Forbidden City, Beijing](/static/img/articles/the-forbidden-city-beijing/the-forbidden-city-beijing-illustration-01.jpg)


Cheongsam

Summary: The cheongsam is a body-hugging Chinese dress for women that originated in the 1920s and has become an iconic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fashion.

# Cheongsam

## Overview
The cheongsam, also known as qipao (旗袍), is a form-fitting Chinese dress tha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able representations of Chinese fashion. This elegant garment features a high collar, side slits, and close-fitting design that accentuates the wearer's figure. While often associ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heongsam as we know it today actually emerged during the 1920s in Shanghai, undergoing significant evolution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The garment represents a fascinating ble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fluences, reflecting the social changes occurring in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beyond.

## History

###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The cheongsam's origins are a subject of academic debate, with several theories regarding its development. While the name "cheongsam" literally translates to "long gown" and may suggest connections to Manchu banner women's robes (旗装) from the Qing Dynasty, most scholars agree that the modern form of the garment emerged during the 1920s in Shanghai.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 term "cheongsam" first appeared in 1918 in the embroidery manual "Xueyi Shupu" by Shen Shou, where it referred to a specific type of embroidered garment. However, the modern form of the dress began to take shape in the mid-1920s, with newspapers like "Shun Pao" documenting its emergence in 1925.

### Qing Dynasty Banner Women's Rob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Manchu women wore traditional banner robes (旗装) which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rom the modern cheongsam. These early garments featured straight cuts that concealed the body's curves, with loose-fitting silhouettes, no side slits, and elaborate decorative trimmings at the collar, cuffs, and front openings. The color yellow was reserved for royalty, while commoners used vibrant contrasting colors and intricate embroidery featuring dragons, phoenixes, and other auspicious motifs.

### Republican Era Evolution
The 1920s marked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women's fashion as Western influences began to penetrate Chinese society. Shanghai, as a cosmopolitan hub, became the center of this fashion revolution. The early cheongsam retained som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but incorporated Western tailoring techniques to create a more form-fitting silhouette.

By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cheongsam had evolved into its most iconic form, often called the "golden age" of the garment. This version featured a slim, elongated silhouette that aligned with contemporary European fashion trends. Designers began incorporating Western elements such as V-necks, puffed sleeves, and different opening styles while mainta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features like the mandarin collar and frog buttons.

### Post-1949 Development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cheongsam experienced a decline in popularity as Western-style clothing became more preval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the garment was criticized as a symbol of "feudalism" and "bourgeois decadence," with public figures like Wang Guangmei being criticized for wearing it.

However, the cheongsam experienced a revival in the 1980s with China's opening up. In 1984, it was designated as formal attire for Chinese female diplomats. Since then, it has been featured in international events, including the 1990 Asian Games in Beijing, and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 Modern Stat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eongsam has multiple roles. It serves as formal wear for diplomatic occasions, traditional festival celebrations, and special events. In 2011, th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of cheongsam making was inscribed on China's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heongsam have emerged under the "New Chinese Style" (新中式) movement, which blends traditional elements with contemporary design. These versions often feature updated fabrics, simplified embroidery, and adaptations for everyday wear while maintaining the garmen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 Key Information

| Feature | Traditional Qing Robes | Early Republican Cheongsam | Golden Age Cheongsam | Modern Cheongsam |
|---------|------------------------|---------------------------|----------------------|------------------|
| Silhouette | Loose, straight | Transitioning to form-fitting | Slim, body-hugging | Varies from traditional to contemporary |
| Side Slits | None | Low, gradually rising | High | Variable |
| Collar | Stand collar (盘领) | Mandarin collar (立领) | Mandarin collar | Mandarin collar or variations |
| Sleeves | Wide, straight | Various styles | Short to sleeveless | Various styles |
| Length | Full length | Variable | Floor-length to above knee | Variable |
| Fabric | Silk, brocade | Silk, cotton | Silk, velvet | Various modern fabrics |

##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cheongsam holds significant cultural meaning in China and beyond. It represent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fashion and reflects changing social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bodies and roles.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the adoption of the cheongsam by educated women symbolized modernity and liberation from traditional restrictive clothing.

In Hong Kong and some Chinese regions, the cheongsam continues to be worn as school uniforms, particularly for girls. Several schools in Guangzhou have adopted cheongsam-style uniforms, connecting students to cultural heritage.

Interestingly, in recent years, cheongsam has gained new meaning as a symbol of academic success. Parents and teachers wear cheongsams during important examinations as a pun on "旗开得胜" (qí kāi dé shèng), meaning "to win victory as soon as the flags are raised." This demonstrates how traditional garments can acquire contemporary cultural significance.

## Modern Status
Today, the cheongsam occupies a unique position in global fashion. It is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ly as a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while continuing to evolve with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Designer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create modern interpretations that maintain traditional elements while adapting to contemporary tastes.

The garment has also become a subject of academic study, with scholars examining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role in gender representation. Museum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frequently feature cheongsams in exhibitions on Chinese fashion and design.

In popular culture, the cheongsam continues to appear in films, television shows, and fashion media, often used to evoke a sense of exoticism or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However,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also address issues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garment's historical context.

## References

1. Zhou, X. (1996).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ostum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 Bian, X. (2006). "On the Popular Origin of the Cheongsam." *Journal of Fashion Culture*, 3(2), 45-67.

3. Wang, Y. (2005). *A Study of Women's Robe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ublishing.

4. Yuan, J. (2000). *Chinese Cheongsam*. Beijing: China Textile & Apparel Press.

5. Gao, Q. (2012). "The Cheongsam: Cultural Identity and Modern Fashion." *Asian Studies Review*, 36(3), 321-338.

![Cheongsam](/static/img/articles/cheongsam/cheongsam-illustration-01.jpg)


旗袍

简介播报编辑

## 简介

旗袍的起始时间通常认为在民国时期，郑逸梅先生即称“原来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国后始御之”。 [15]至于具体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对比较含糊。

周锡保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均以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后，周氏还以1923年的画报等资料推断，所谓旗袍在其时的上海数十人中不过一二。 [16]事实上，以当时上海的新闻界对社会现象敏感程度，一种新式样的风行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报》等报纸上很难查到有关于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资料为旗袍在1925年的出现提供了佐证。 [17-18]在作为旧帝都的北京，也有记载表明旗袍时尚始于1925年。 [19]因此，将旗袍流行的起始时间视为1925年当为合理。

发展历史播报编辑

## 发展历史

### 清代旗装

在浓厚的清朝封建礼教氛围中，想要妇女如现代一般外露曲线是不可能的。清代旗装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平直，使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改于满族妇女的旗装，但旗袍并不是旗装。旗装是满族绵延的民族服饰。旗装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下摆不开衩，胸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在袖口领口有大量盘滚装饰。黄色是皇家独尊之色，民众是忌用。旗装色彩鲜艳复杂，用料等花色品种就多样，喜用对比度高的色彩搭配。在领口、袖头和掖襟上加上了几道鲜艳花边或彩色牙子盘滚设计。旗装是一种平面服饰，盘滚成为旗装除面料外的设计空间，因而以多盘滚为美。清末曾时兴过“十八镶”（即镶十八道花边）。清代旗装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

### 民国旗袍

1840年以后进入近代，西洋文化浸袭着清朝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文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

二十世纪初盛行内穿喇叭型宽大袖子的短袄以及无袖长马甲。此后旗袍在边、袖、襟、领等处作了一些改动，增加了装饰，出现繁复的变化。但仍保持旧式旗袍马甲的平直宽大风格，袭用传统的直线裁制方式，显露不出女性的窈窕身段。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旗袍在长短、宽窄、开衩高低以及袖长袖短、领高领低等方面的改动尺度有所反复。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20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矮，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为女性解放立了一功。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效仿，几乎成为20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异，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如交际花唐瑛等人，最早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便是。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着。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着。

30年代和40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女装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这时的旗袍造型纤长，与此时欧洲流行的女装廓形相吻合。此时旗袍已经完全跳出了旗女之袍的局限，完全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新服式了。先是有了“别裁派”的说法。旗袍的局部被西化，在领、袖外采用西式的处理，如用荷叶领、西式翻领、荷叶袖等，或用左右开襟的双襟。这些改革的应用虽并不广泛，但表示了当时人们思想上的自由，旗袍原有的程式不再是必须遵循的。旗袍与西式外套的搭配也是“别裁派”的一个特点，这使得旗袍进入了国际服装大家族，可以与多种现代服装组合，说明它已经“国际化和现代化了”。20年代的旗袍仍然宽大平直；与当时流行的倒大袖相呼应，旗袍的下摆比较大，整个袍身也是呈“倒大”的形状。但肩、胸乃至腰部，则已呈合身之趋势。张爱玲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这位以善于观察和描述时装的女作家所说的“初兴”，如果是指20年代，那“严冷方正”一定是她童年的印象了。

20世纪20年代

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旗袍的样式很多，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风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旗袍，是由中国传统袍服在民国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以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

20世纪30年代

1929年，受欧美短裙影响，原来长短适中的旗袍开始变短，下摆上缩至膝盖，袖口变短变小。后来又有校服式旗袍，下摆缩至膝盖以上1寸，袖子采用西式。这一改变遭非议，1931年后旗袍又开始变长，下摆下垂。三十年代中期发展到极点，袍底落地遮住双脚，称为“扫地旗袍”。原先能遮住手腕的旗袍袖子缩短至肘部。以后袖长越来越短，缩至肩下两寸，1936年后几乎无袖。 [74-75]

旗袍下摆越变越长后，过长的裙摆必然导致行走不便，开衩则正好能解决这一难题，于是，这一时期旗袍左右两侧的开衩逐渐提高，越来越高的开衩和不断加长的裙摆相映成趣。长裙摆、高开衩，再搭配舶来品丝袜和高跟鞋，将女性身姿显衬得修长妙曼。后来袍衩越开越高渐渐及膝部高到大腿。由于有人反对，袍衩一度回到膝盖以下。但舆论压力一减小，袍衩又迅速升高，1933年后流行大开衩旗袍。 [74-75]

30年代末出现了“改良旗袍”。旗袍的裁法和结构更加西化，胸省和腰省的使用旗袍更加合身，同时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也合体了。有人还使较软的垫肩，谓之“美人肩”。这表明女性开始抛弃以削肩为特征的旧的理想形角。这些裁剪和结构上的改变，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上海鸿翔公司的后人金泰钧先生对此坚信不疑。他本人虽未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全部，但他在40年代工作于鸿翔时，还可从老师傅处获得有关于此的很多消息。这时旗袍已经成熟已经定型，以后的旗袍再也跳不出30年代旗袍所确定的基本形态，只能在长短、肥瘦及装饰上作些变化。全世界女性们所钟爱的旗袍，就是以30年代旗袍为典型的。而30年代的旗袍，就是以海派旗袍为楷模的。

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建国初期至20世纪中期

### 建国初期至20世纪中期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如果说服装也有流行的话，那流行的主导已转向平民。到1956年，据说苏联的某领袖人物到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人的服装要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面貌，于是，政府号召“人人穿花衣裳”。

这时出现的旗袍比以往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气质。不妖、不媚、不纤巧、不病态，符合当时"美观大方"的标准，而且更为实用。

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是传统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灾难。“文革”前夕，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四国，穿过旗袍，到后来文革期间被当成罪遭到被红卫兵批斗。

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经远去，被冷落了三十年之久的它，在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土上显得有些落伍了。

1984年，旗袍被国务院指定为女性外交人员礼服。 [8]

新时代女性理想形象又有所改变。高挑细长，平肩窄臀的身材为人们所向往。随着传统文化重新被重视，不但领导人夫人、女性外交官员在外事活动中身穿旗袍，在中国举办的历次大型国际会议和体育盛会礼仪小姐的服饰也多选择旗袍。

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起，历次中国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亚洲运动会以及国际会议、博览会多选择旗袍作为礼仪服装。

### 21世纪

21世纪后，新中式服装逐渐兴起。“新中式”服装相对于传统服饰，减少了隆重华丽的设计，而是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增加时尚和实用性。例如，某些“新中式”会在现代剪裁的基础上，在面料上融入花鸟、山水暗纹，更适合在日常上班出游时使用。 [73]

这时出现的现代旗袍是在清代旗服与民国旗袍基础上继续改良的女性服饰，融合中西剪裁技术，突出收腰、开衩等设计，发展为兼具古典意蕴和时尚潮流的新中式服饰。 [77-78]

新中式服装的典型代表之一是新中式旗袍裙。新中式旗袍的剪裁更为修身，在凸显身形线条的同时，保留了文化底蕴。此外，当代旗袍在保留经典设计的基础上，融入时尚元素，例如加上泡泡袖、使用蕾丝面料等，使其更加符合当代审美。 [73]

2011年5月23日，旗袍手工制作工艺成为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9]

中国香港地区的中小学至今仍然保留了旗袍（形似旗袍的蔚蓝色长衫）款式的校服。 [81]2015年，旗袍被选为广东真光中学校服，2018年，旗袍被作为真光小学校服。 [41]此外，广州市满族小学、广州市第七中学也有旗袍款式校服。 [72] [80]

近年来，不少助考或送考考生家长、老师穿着旗袍为自己孩子助威，寓意“旗开得胜”。 [70-71] [82-83]

起源播报编辑

## 起源

### 第一种

以周锡保先生《中国古代服饰史》为代表， [20]认为旗袍即是从清代旗女的袍服直接发展而来。但也有学者认为：“民国旗袍虽然具有类似于旗女之袍的形式，却不再具有旗女之袍的涵义，如果完全认为民国旗袍是直接由旗女之袍发展而来，未免有失偏颇。” [21]

### 第二种

以袁杰英教授《中国旗袍》以及包铭新教授《中国旗袍》《近代中国女装实录》为代表， [22-24]认为旗袍和旗装袍有一定继承关系，但同时认为旗袍的源头应是西周麻布窄形筒装或先秦两汉的深衣。江南大学崔荣荣教授也在著作《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全集》中说：“有些人质疑旗袍是满族服饰……我认为这些认知是片面和表面化的，汉族的袍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满族的袍和褂的历史渊源又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我想很容易得到。” [25]国学大师章太炎亦认为：“昔诸葛亮造筒袖铠……满洲之服，其筒袖铠之绪也。” [26]将满族服饰的源头追溯到三国时期的蜀汉服饰。

### 第三种

以王宇清《历代妇女袍服考实》为代表， [3]认为中国妇女所穿的袍，远溯周、秦、汉、唐、宋、明时代，并不是只有在清代旗女才穿袍服。他认为旗女之袍对民国旗袍有影响，但不认为二者有直接继承关系，因此认为民国旗袍称之为“旗”袍并不合适，所以他倡导旗袍改名为“褀袍”，并把“台北旗袍研究会”改名为“台北褀袍研究会”。多年以来，台湾服装界人士一直呼吁为褀袍正名。 [27]

### 第四种

以卞向阳教授《论旗袍的流行起源》为代表， [2]认为旗袍是中国服装传统的西化变异。融合了旗袍马甲和文明新装的特点，同时又结合了西式裙装的配伍形式，构成了既有西方流行的影子而不同于中国传统袍服，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象征的新时尚流行和服装审美的特点，可为中西服饰交融的设计典范。他同时认为“旗袍”名称的起源是一种“误称”，因为较早倡导旗袍的群体都是都市中受西学影响较深、追求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的新女性、学生等社会群体，她们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她们的祖先在清初经过流血抗争才为汉族妇女取得不穿满式服装的权利，她们不可能去复辟帝制时代的、还是异族压迫者的服饰，所以旗装袍在民国复辟的条件并不具备。 [2]

而民国之时“旗袍”的称呼之所以最终会流行开，是因为整个清代，汉族女装依然保留汉族女性传统的“上衣下裳”制。除了贵族命妇礼服外，寻常女子一般并不穿袍服，而旗女不论贵族女性礼服还是寻常女子的日常服饰却都是袍服。因此在长达近300年时间的潜移默化下，普通人已经习惯了“女子穿袍=旗女之袍”的历史记忆，所以在民国旗袍开始出现的时候会给普通人一种这是“旗袍”的联想。实际上民国旗袍首倡群体并不承认“旗袍”这个称呼，而是“只叫它做长衫、长衣或长袍，与男性服装混为一词，1926年2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有短文《袍而不旗》，提议改称‘中华袍’。又有人提议叫作褀袍的，但兜兜转转的，最后还是叫回旗袍了。” [14]

据《“旗袍”和“褀袍”称谓考证》考据：民国官方文件、信函、公文以及学校教材中尽管出现了与时传“旗袍”一致样式的服装，但并没有出现“旗袍”称谓而是多用“女子礼服——衣”等称谓。因此“旗袍”的称谓并非官方称谓，而是缘起于民间约定俗成的通俗叫法。 [28]

### 第五种

认为旗袍源自袄裙。1940年1月《良友画报》记述短袄长裙经过旗袍马甲的演变，最终形成旗袍，民国学者曹聚仁、李寓一也持有同样观点。

### 第六种

认为女子穿旗袍是蓄意模仿男子着装、醉心于男女平权的结果。 [4] [29]

概念播报编辑

## 概念

旗袍其实原指清八旗妇女的长袍。 [69]

“旗袍”是指民国出现的旗袍，还是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在内，旗袍概念的界定，和旗袍起源样式一样在学术界颇有争议。

众所周知，旗袍在文革期间被当成“四旧”“封、资、修”的象征进行批斗备受冷落，对于旗袍的研究在学术界成了禁区，一直到了改革开放后对旗袍的研究才在大陆学术界才逐渐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早期，基于政府提倡的“中华民族是一家”政策，同时为了证明旗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贵的出身，研究旗袍是学者有意识地把民国旗袍和清代旗人服饰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联系起来。“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并非特别之多，但也自成一派。” [30]

比如《辞海》中有关于旗袍的注解：“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衩，袖口收小。”

例如郁风的观点：“旗袍，顾名思义，是指清朝满人入关前后八旗妇女的衣袍，即以满蒙为主体的关外妇女的常服……这种旗袍主要在北方流行，南方妇女仍多数沿袭明朝风俗习惯穿着较长的上褂，下露长裙。” [31]

又例如袁杰英的观点：“旗人的常装与军装不同，一般是袍服，……一直是以简约的直身为基本样式，均称旗袍。”“旗袍在清代是男女通用的衣着，只是在穿着风格上略有不同，官制与民用在选料、配饰方面加以区别而已。” [22]

但是“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在学术界受到质疑。“在整个清代浩瀚的文献中，‘旗袍’一词从未出现，在清代旗人称呼自己所服袍服为旗服或旗装，满语称呼为‘衣介’。旗袍二字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词出现，最早见于1918年沈寿口述，张謇笔录的《雪宧绣谱》一书中：‘绷有三：大绷旧用以绣旗袍之边，故谓之边绷’。这里的旗袍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指代某种刺绣服饰的名词。” [30]

当今学术界主要的观点认为“旗袍”指民国旗袍，在民国时期发展成熟并形成较稳定形态的女子袍服，下面列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周锡保在其著《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中认为：“满族妇女的长袍……这种长袍开始时极为宽大，后来也渐变为小腰身，其时间已接近于辛亥革命前夕。这种长袍，到后来却演变成为汉族妇女的主要服饰之一，即后来称之为旗袍者。”

包铭新在其著《中国旗袍》一书中也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旗袍的内涵要比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丰富的多。广义的可以说旗袍经历了清代旗女之袍、民国时期的新旗袍和当代时装旗袍三个时期的发展，其中以民国时期的新旗袍最为典型也最为重要。狭义的说，旗袍就是民国旗袍，当然也可以包括民国以后基本保持民国旗袍特征的旗袍。” [32]

卞向阳在其《论旗袍的流行起源》一文中说到：“所谓‘旗袍’，指衣裳连属的一件制服装（One-PieceDress），同时，它必须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观表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的细节布置，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包含清代旗装的袍和民国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义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纪民国以后的一种女装式样。” [2]

在民国时期的杂志上，也有许多关于“旗袍”概念的讨论，如1937年《现代家庭》杂志上署名昌炎的作者撰文“十五年来妇女旗袍的演变”中写到：“什么是旗袍，可说是民国纪元后适合新时代中华女子经变演出来的一种新产物，也可以说是，中国女子仿制以前清旗女衣着式样的一件曾经改制的外衣。” [33]

旗袍其实原指清八旗妇女的长袍。 [69]

“旗袍”是指民国出现的旗袍，还是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在内，旗袍概念的界定，和旗袍起源样式一样在学术界颇有争议。

众所周知，旗袍在文革期间被当成“四旧”“封、资、修”的象征进行批斗备受冷落，对于旗袍的研究在学术界成了禁区，一直到了改革开放后对旗袍的研究才在大陆学术界才逐渐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早期，基于政府提倡的“中华民族是一家”政策，同时为了证明旗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贵的出身，研究旗袍是学者有意识地把民国旗袍和清代旗人服饰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联系起来。“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并非特别之多，但也自成一派。” [30]

比如《辞海》中有关于旗袍的注解：“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衩，袖口收小。”

例如郁风的观点：“旗袍，顾名思义，是指清朝满人入关前后八旗妇女的衣袍，即以满蒙为主体的关外妇女的常服……这种旗袍主要在北方流行，南方妇女仍多数沿袭明朝风俗习惯穿着较长的上褂，下露长裙。” [31]

又例如袁杰英的观点：“旗人的常装与军装不同，一般是袍服，……一直是以简约的直身为基本样式，均称旗袍。”“旗袍在清代是男女通用的衣着，只是在穿着风格上略有不同，官制与民用在选料、配饰方面加以区别而已。” [22]

但是“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在学术界受到质疑。“在整个清代浩瀚的文献中，旗袍一词从未出现，在清代旗人称呼自己所服袍服为旗服或旗装，满语称呼为‘衣介’。旗袍二字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词出现，最早见于1918年沈寿口述，张睿笔录的《雪宧绣谱》一书中：‘绷有三：大绷旧用以绣旗袍之边，故谓之边绷’。这里的旗袍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指代某种刺绣服饰的名词。” [30]

当今学术界主要的观点认为“旗袍”指民国旗袍，在民国时期发展成熟并形成较稳定形态的女子袍服，下面列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周锡保在其著《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中认为：“满族妇女的长袍……这种长袍开始时极为宽大，后来也渐变为小腰身，其时间已接近于辛亥革命前夕。这种长袍，到后来却演变成为汉族妇女的主要服饰之一，即后来称之为旗袍者。”

包铭新在其著《中国旗袍》一书中也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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