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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生逢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便发生动乱，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白锽在长安去世，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建中元年（780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建中三年（782年），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人送往宿州符离安居。建中四年（783年），因中原发生二帝四王之乱，白居易家又逃到越中。贞元二年（786年），白居易在江南得知有进士科，便刻苦读书。 [3] [33]
贞元七年（791年），他回到符离。后白季庚升任襄州别驾，他随父至襄阳。贞元十年（794年），父亲死于襄阳，白居易回符离，为父守丧。贞元十四年（798年），其兄白幼文出任饶州浮梁县主簿，他随兄至浮梁，而其家迁往洛阳。贞元十六年（800年），自浮梁至洛阳看望母亲。贞元十八年（802年）入长安，同年冬参加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翌年与元稹等一起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二十年（804年），他将全家搬到关中，定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 [33]白居易画像
仕官之初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准备应制举考试。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同年四月，他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第四等，补京兆府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尉。他身为下层小吏，颇知民间疾苦，其写讽谕诗歌即从此时开始。 [46] [77]
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次年拜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 [46]这一时期，他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频繁向唐宪宗上书言事，倡言免除租税、拒绝进奉、释放宫女、抑制宦官，乃至于当面指出宪宗的错误。其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反而劝宪宗广开言路。此外，白居易还创作了以《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为代表的大量讽谕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得罪了上层统治者。 [5] [46] [77]白居易拱谒画像
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任满改官，出任京兆府户曹参军，翌年（811年）四月因母亲陈氏去世而离职丁忧，回到下邽。元和九年（814年）冬，白居易再度入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 [46] [72]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闲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白居易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 [77]
贬谪江州
元和十年（815年）七月，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愤而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执政者认为是越职言事（白居易是太子属官而非谏官，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政事）。适逢有人一向嫉恨白居易，污蔑他浮华无德，母亲因看花而坠井去世，他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伤教化，不宜公开传播。执政者正厌恶白居易多言，便借此机会奏请贬他为“江表刺史”，结果中书舍人王涯又说他不适合治理州郡。于是，朝廷再追贬白居易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8]白居易半身像
此后一个时期，白居易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即写于此时。《新唐书》本传说他“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图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46]就在被贬当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77]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元和十三年（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 [73]同年冬，他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年）到任。 [8]
元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0年），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并著绯衣，与元稹“同在纶阁”。 [7]
任职苏杭
长庆元年（821年），白居易转任中书舍人。但这时唐穆宗荒纵，执政者不胜其任。白居易屡次上书论说当时河朔藩镇的处置问题，穆宗不能采用，于是他自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9]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9]清代三十六诗仙图卷之白居易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罢相出外，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他们曾在两地交界处聚会，数日才分别。 [9]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9]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后来，白居易在杭任期已满，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改任苏州刺史。 [9]后因病去职，曾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晚岁光景
太和（亦作大和）元年（827年），唐文宗召白居易入朝，拜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服。九月上诞节，文宗召白居易与僧人惟澄、道士赵常盈在麟德殿前讲学。白居易说理深奥，谈锋锐不可挡，言辞清晰畅快，文宗深为叹服。太和二年（828年）正月，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太和三年（829年）春，因病回洛阳履道里，求授分司官，被任命为太子宾客。 [9]
太和时期，白居易身处牛李党争中。当时，白居易的妻子是与牛党李宗闵交好的杨颖士的姑母，他担心自己被当作李宗闵一党而遭罢黜，于是请求置身闲散之地，以求避祸。在此期间，白居易所任官职，都未能任满，大多因病被免，他也坚决要求做分司官，受到有识之士的称赞。太和五年（831年），出任河南尹。同年七月，元稹去世，白居易于次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并把元家给自己的六、七十万润笔钱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太和七年（833年），再度被授为太子宾客分司。 [74]白居易石刻像
“甘露之变”后，“衣冠涂地，士林伤感”，白居易更无仕宦之心。开成元年（836年），他被任命为同州刺史，却称病推辞不赴任，后改任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开成四年（839年）冬，白居易得风疾，卧床数月不起，于是遣放诸妓女樊素、蛮子等人，并自撰墓志，病中仍作诗不止。会昌元年（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会昌二年（842年），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46] [75]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映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会昌四年（844年），七十三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11]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坊宅园 [36]，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七十四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 [77]，成为僧人如满的弟子。 [12]
安逝洛阳
会昌六年八月十四日（846年9月8日），白居易在洛阳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获赠尚书右仆射，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参见“历史评价”部分）。 [13]后经其堂弟白敏中请求，白居易被追赐谥号为“文”。 [60]白居易像
主要影响播报编辑
主要影响
政治
白居易中进士后，相继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 [14]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15]
诗歌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6] [46]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 [76]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写实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77]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南朝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77]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在《伤唐衢二首·其二》中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寄唐生》中说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只有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77]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这一理论，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但因其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以致一定程度地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研究者指出：这“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若干不良影响”。 [77]
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百七十馀首，这些诗大都作于贬谪之前，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77]
《观刈麦》是元和元年白居易为盩厔县尉时写下的一篇较早的作品，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中段细述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和“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结束，于真切自然的描写中见出田家的不幸，他的反躬自责也显得分外深刻。他如《村居苦寒》前半写“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的贫民，后半写“褐裘复绝被，坐卧有馀温”的自己，两相对照，发为“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的感慨；《宿紫阁山北村》通过自己的亲身见闻，真实地表现了神策军“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的蛮横强暴，最后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的讽刺之语结束，笔锋直指统领神策军的宦官。 [77]
由上述诗作可知，白居易的讽谕诗主要有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这种反映和揭露，在《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77]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揭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其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说统治者对百姓“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歌舞》写“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的游乐，尾句发出了“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的激愤之语；《买花》通过“田舍翁”偶来买花处的所见所感，写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痛切针砭；《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将这些“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的人与“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惨状作对比。 [77]
《新乐府》五十首，作于元和四年（809年），至元和七年大体改定。这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王化、治乱、礼乐、任贤、时风、边事、宫女诸多方面，但其中写得好而且有价值的，仍然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那些篇章。 [77]这些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秦吉了》“哀冤民也”，《卖炭翁》“苦宫市也”。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 [77]
②不少篇章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以七字句，富有民歌咏叹情调；在语言运用上，力避典雅的书面语，而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如《秦吉了》开篇写道：“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浅显流利，读来朗朗上口。诗的后半以秦吉了喻谏官，以鸡燕喻百姓，以凤凰喻君主：“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用寓言形式进行讽刺批判。 [77]
③一些优秀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如《上阳白发人》中间一段写那位白头宫女因被妒而“潜配上阳宫”后的生活，与《长恨歌》中唐玄宗思念杨贵妃的一段描述颇为相近。又如《井底引银瓶》中女主人公对少时生活情景的回忆：
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77]
语言浅俗明快，又富情韵，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青春气息。由于这对青年男女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爱情悲剧。诗的最后发为议论：“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但由于叙写时感情超越于“止淫奔”的题旨之外，透露出强烈的悲剧气氛，所以仍然引发读者的同情。 [77]
在《新乐府》五十首中，包容以上诸点而取得突出成就的，应首推批判宫市和宦官、为贫苦百姓鸣不平的《卖炭翁》。这首诗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警，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诗中未发一句议论，全用形象说话，却发人深思。此外，《新丰折臂翁》和《杜陵叟》也是以老翁为表现对象的诗作，前者写一位六十年前为逃兵役而“偷将大石捶折臂”的老人的不幸遭遇，借此对不义战争进行了谴责；后者以沉重的笔触，描写了天灾人祸袭击下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惨状，并借诗中人之口痛切呼喊：“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声宏调激，带着强烈的批判。这两首诗就艺术成就来讲虽不及《卖炭翁》，但在人物描写和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77]作品书法
不过，白居易的《新乐府》也有一些缺憾：其一，《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有时则画蛇添足，做不必要的重复。其二，有些诗篇所写事件，白居易本无深感，只是为了凑足五十篇之数而作，所以写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诗官》等，大都是议论和说教的堆积。同时，由于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体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蕴丰厚的乐府佳作来，《新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