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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成。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因永嘉之乱全部散失,后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 [31]尚书
汉初秦博士伏生传《今文尚书》。西汉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得古文《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
东晋元帝时,梅赜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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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目录
| 虞书 | 尧典 |
|---|---|
| 舜典 | |
| 大禹谟(伪) | |
| 皋陶谟 | |
| 益稷 | |
| 夏书 | 禹贡 |
| 甘誓 | |
| 五子之歌(伪) | |
| 胤征(伪) | |
| 商书 | 尹至 [9] |
| 汤誓 | |
| 仲虺之诰(伪) | |
| 汤诰(伪) | |
| 伊训(伪) | |
| 太甲上(伪) | |
| 太甲中(伪) | |
| 太甲下(伪) | |
| 咸有一德 [17-23] | |
| 盘庚上 | |
| 盘庚中 | |
| 盘庚下 | |
| 说命上(伪) | |
| 说命中(伪) | |
| 说命下(伪) | |
| 傅说之命 [10] | |
| 高宗肜日 | |
| 西伯戡黎 | |
| 微子 | |
| 周书 | 泰誓上(伪) |
| 泰誓中(伪) | |
| 泰誓下(伪) | |
| 牧誓 | |
| 武成(伪,顾颉刚认为正文即《逸周书》之《世俘解》) | |
| 洪范 | |
| 旅獒(伪) | |
|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又作《金縢》) [11] | |
| 大诰 | |
| 微子之命(伪) | |
| 康诰 | |
| 酒诰 | |
| 梓材 | |
| 召诰 | |
| 洛诰 | |
| 多士 | |
| 无逸 | |
| 君奭 | |
| 蔡仲之命(伪) | |
| 多方 | |
| 立政 | |
| 周官(伪) | |
| 君陈(伪) | |
| 顾命 | |
| 康王之诰 | |
| 毕命(伪) | |
| 君牙(伪) | |
| 摄命(又作《冏命》) [12] | |
| 吕刑 | |
| 文侯之命 | |
| 费誓 | |
| 秦誓 | |
| (出现于清华简但未完全确定序次的尚书类逸文) | 尹诰 [17-23] |
| 厚父 [13-15] | |
| 保训 | |
| 封许之命 | |
| (出现于清华简但传世于《逸周书》的篇目) | 程寤 |
| 皇门 | |
| 祭公之顾命 |
大禹谟(伪)
五子之歌(伪)
尹至 [9]
仲虺之诰(伪)
太甲上(伪)
太甲中(伪)
太甲下(伪)
咸有一德 [17-23]
说命上(伪)
说命中(伪)
说命下(伪)
傅说之命 [10]
泰誓上(伪)
泰誓中(伪)
泰誓下(伪)
武成(伪,顾颉刚认为正文即《逸周书》之《世俘解》)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又作《金縢》) [11]
微子之命(伪)
蔡仲之命(伪)
摄命(又作《冏命》) [12]
(出现于清华简但未完全确定序次的尚书类逸文)
尹诰 [17-23]
厚父 [13-15]
(出现于清华简但传世于《逸周书》的篇目)
创作背景播报编辑
创作背景
书名来源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 [1]
《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尚”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 [3]
“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意为“(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展平”;“书”即文字、文字记录、文档;“尚书”即“解密的皇家文档”、“(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 [1]
刘起釪的《尚书学史》认为《尚书》作为书名是汉代的事。
《尚书正义》说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马王堆帛书易《要》篇,孔子就是称《书》为《尚书》的。“《要》篇中正是孔子称《尚书》,所以《书经》和郑玄之说不为无本。这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 [3]
版本流传
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焚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尚书序》,当时《秦誓》一篇已佚,所以这部《尚书》共有59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大多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尚书》所遭劫难颇多。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七者备而古文几亡矣。”
作者争议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托古作品。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 [1]
作品鉴赏播报编辑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一是圣王谱系。《尚书》中建构了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为代表的“二帝三王”的圣王谱系,集体完成了圣王治世在时间维度的建构。尧帝登基后,分命羲氏与和氏从东西南北不同方位观象记时;舜帝继位后,从中央王朝出发,“五载一巡守”,考察诸侯政绩;大禹治理九州,按距离远近划分“五服”,确立了中央政府与边地民族的政治地缘关系,集体完成了圣王治世在空间维度的建构。
二是君圣臣贤。君王要认清自己的政治责任,以德治国、勤勉政事,才能配享天命。周公以勤劳自励,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他极为重视统治者勤政的品德,认为商纣亡国的原因之一就是统治者缺乏勤劳品德,《洛诰》篇中指出:“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尚书》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国家治理的史实表明:有德之君必有有德之臣辅佐。“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君臣之间相知相助、团结和谐、共商政事、勤政爱民,君臣共治的稳定政治结构和良性互动带来了政治安定与社会安宁,最终成就圣王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为后世树立了一个追慕与效仿的君圣臣贤治政典范。
三是克己慎行。良好的道德修养不仅来自学习和体悟,更来自实践的锤炼和考验。统治者需要在道德实践中不断提升修养,《洪范》篇反复强调君王要“无偏无陂”“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谆谆告诫君王治国的行为要中规中矩,不做失德之事,要以身作则、克己慎行,做到讲诚信、节用度、尊农时、薄税赋,绥靖惠民,达到理想化的行为模式和人格模式,实现“内圣”之德到“外王”之功的转化,这样才能“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同时要做好考核。《尧典》记载,舜帝提出了“三载考绩”的官吏考核制度,当百官任命后,舜帝告诫他们各敬其职,政绩三年一考,经过三次考绩“黜陟幽明”,罢免庸官,提拔循吏。对于被考核的官员要“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发挥职业晋升激励、物质激励和心理激励的作用,激发“有猷有为有守”的官员更加主动作为,官员的考核评价对于国家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意义重大。 [26]
明刑弼教的思想最早记录在《尚书》中,它最早由上古圣帝大舜在同臣子皋陶谈话时提出。《尚 书·大禹谟》载:“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五教,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教化。五 刑,指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种刑罚。弼,辅助。明刑弼教,指严明五种刑罚,轻重出入,一一精当不差, 从而使臣民都畏刑远罪,辅助五伦教化的进行,终达化行俗美之治。
《尚书·舜典》记录了大舜制定了典刑后,他担忧百官执行刑法滥失,不得中正,故而敕令天下百官: “钦哉!钦哉!唯刑之恤哉”。“钦”训为“敬”(谨慎),“恤”训为“忧”(忧念)。全句意为:“谨慎啊,谨慎, 使用刑法一定要谨慎”。可见,大舜之所谓“恤刑”即后世所讲的“慎刑”与“慎罚”,亦即不乱罚无罪,不 乱杀无辜。 [29]
天命观是《尚书》思想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天命观影响统治者的行为与统治观念。书中大部分篇目体现出统治者对天的敬畏之心,也多次提到统治者即位是上天赐予的使命,每一位贤明的君主希望自己美好的德行能使天帝感应到,从而获得长久的统治。又如书中记载夏桀、商纣一类的昏君自视为天命的直接执行者,而一味滥用权力、不得民心,使自己国家灭亡,被认为是其不敬畏天命而带来的惩罚。可见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天”是至高无上、无法撼动的存在。 [28]
文体特点
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文体。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流畅。
首先,就专书文体而言,《尚书》呈现记言的特征,但作为记言文献,《尚书》也存在记事的篇章。早期记言文献记言与记事并存乃是常态;其次,从《尚书》的篇章文体来看,大致有对话体、事语体,以及单纯记事篇章,这也是早期记言文献的常态;再次,《尚书》文体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在篇名上,典、谟、训、诰、誓、命反复出现,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均属于仪式文献,各自与特定的仪式有着紧密关联。作为礼制的外在表现,仪式具有可重复性,这种特性是造成典、谟、训、诰、誓、命这些文体反复出现在《尚书》中的根本原因。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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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研究历史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如今亡失殆尽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结果完全不是。成帝便将张霸投入狱中,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财富的增加,文化大为开方。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良好的政治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着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给朝廷。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却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用的便是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找出来。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