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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
快板快板早年唤作“数来宝”,也叫称“顺口溜”、“流口辙”、“练子嘴”,是从宋代贫民演唱的“莲花落”演变发展成的。快板最初是作为乞丐沿街乞讨时使用的一种要钱或者要饭的方式和手段,历史相当久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快板才真正作为曲艺艺术的一种表演形式而存在。旧时的民间艺人总想找个历史名人,奉为本行业的祖师爷,以便为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增光添彩,“数来宝”的民间艺人当然也不例外。历史上,沿街乞讨的乞丐便把明太祖朱元璋奉为“数来宝”的祖师爷。云游客《江湖丛谈》说:敝人曾向彼辈探讨,为什么供奉朱洪武?据乞丐所述,朱洪武系元朝文宗时人,安徽省濠州钟离县人。父朱世珍,母郭氏,生有四子一女,三子因战乱失散,女已出嫁。四子即洪武皇帝朱元璋,字国瑞,自幼异于常人。百姓们都说这个孩子不是寻常人物,将来定然出色。
洪武皇帝到了会说话的时候,叫爹爹亡,叫娘娘死,剩下他一人,跟王干娘度日讨生活,长大后,将朱元璋送往皇觉寺出家,长老给他起名元龙和尚。长老待之甚厚,庙中僧人待之甚薄,长老圆寂后,僧人将朱元璋驱逐出庙,王干娘将他送到马家庄给马员外放牛。放牛之处为乱石山,但他时运乖拙,牛多病死,或埋山中,或食其肉,被马员外驱逐。王干娘又因病去世,朱洪武只得挨户讨要。因他命大,呼谁为爷谁就病,呼谁为妈谁亦生病,后钟离县百姓皆不准他在门前呼爷唤妈。朱洪武在放牛之处自己悲伤,十几岁人,命苦运蹇,至谁家讨要谁家之人染病。不准在门前喊叫,如何乞讨?他忽见地上有牛骨两块,情急智生,欲用此牛骨敲打,挨户讨要。于是天天用此牛骨敲打,沿门行乞。钟离县人民皆恐其呼叫爷妈,每闻门前有牛骨声至,都将剩的食物拿至门前,送给朱洪武。直传到今日穷家门的乞丐,都不向人呼爹唤妈,即其遗传也。
社会人士管那牛骨叫牛骨头,穷家门的人管那牛骨头称为“太平鼓”。上有小铜铃十三个,亦为朱洪武所留。相传有一个铜铃能吃一省,有铃十三个能吃十三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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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快板图集“数来宝”艺人的这类说法多有推今及古的色彩,只可聊备一说。“数来宝”见诸文字记载相当晚。《北平指南》说:“数来宝”,昔日名曰“善人知”,衣裳整破均有,供奉朱洪武,手持竹板,亦有持牛骨者。收养门徒,按户索说讨钱。天桥等处很多,有依此为艺,设场演述者。“数来宝”已经由乞讨时的演唱活动变为“撂地”卖艺。佚名《都门竹枝词》说:人情总好奇,新闻诌出解人颐。一群人聚如蜂拥,围着狂呼一气儿。“数来宝”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沿街乞讨演唱,二是“撂地”卖艺,三是舞台演出。
旧时北京天桥有“数来宝”场子,但不固定。皆因“数来宝”挣钱不多,出语粗俗,不大容易招来观众,场主不愿租给“数来宝”艺人。他们见哪里有空地,就在哪里说,久而久之,也占一席之地。天桥“数来宝”艺人中较出名的有小海子(海凤)和曹麻子。云游客《江湖丛谈》载云:“小海是久占天桥,至远到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赶个庙会,从不出北平的。曹麻子是专走外穴,北平要不挣钱,就往各村镇去赶集场、庙会。天桥虽然还有些个说数来宝的,但是艺术性不强,比不上小海子、曹麻子,亦没有人注意。”在天津出现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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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快板过去艺人沿街卖艺时,经常见景生情,口头即兴编词。他们看见什么就说什么,擅长随编随唱,宣传自己的见解,抒发感情。从编、演,到传唱,比什么形式都迅速。例如清末数来宝艺人曹德奎(曹麻子)编的一段唱词(当时用牛骨板击打节拍):骨头一打响连声,不表别的表前清。专制时代人民苦,人都饿成骷髅骨。自从光绪庚子年,北京闹了义和团。四外刀兵人慌乱,城里处处冒黑烟。眼瞧大清被推倒,老百姓个个都说好。唱词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进一步发挥了数来宝的战斗宣传作用,战士们编演大量快板作品,鼓舞士气。人称“快板大王”的毕革飞同志赞誉快板说:歌唱英雄唱胜利,批评具体又实际。拿它娱乐都欢喜,指导工作有意义。
快板的表演方式主要有单口快板、对口快板和群口快板三种。对口快板保留了“数来宝”的原名,也有称“对口快板”的。在工厂、部队里也曾出现过三四个人演唱的“群口快板”和十几个人表演的“快板群”。有些地区根据当地语言环境还发展成使用当地方言演唱的快板,如天津快板、陕西快板、兰州快板等。
快板有“数来宝”、快板书、小快板、天津快板等多种形式。“数来宝”是两个人表演的;快板书是一个人表演的;小快板除了作返场小段以外,主要是群众文艺活动的一种形式;天津快板是用天津方言演唱的。
快板艺术灵活多样,丰富多彩。从表现形式看,有一个人说的快板书,两个人说的“数来宝”和三个人以上的“快板群”(也叫做“群口快板”)。
从篇幅看,有只有几句的小快板,也有能说十几分钟的短段,还有像评书那样的可以连续说许多天的“蔓子活”。
从方音看,有用普通话说的快板。“数来宝”,也有用天津方音演唱的天津快板。此外,一些地方还用当地方音演唱类似快板的说唱艺术形式,如陕西快板、四川金钱板、绍兴莲花落等。
从内容看,既有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也有一条线索贯穿若干小故事的所谓“多段叙事”的,还有完全没有故事的。
从韵辙看,既有一韵到底的快板、快板书,也有经常变换辙韵的“数来宝”。
快板的艺术手段
“包袱”、“夸张”、“铺陈”是快板常用的艺术手段,但也并非是快板所“独有”而在其他艺术形式里“绝无”的,这些艺术手段,对快板艺术特色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1)包袱快板,特别是“数来宝”,具有幽默诙谐的艺术风格,跟相声艺术一样,“包袱”是结构情节、刻划人物的重要手段。“包袱”是相声艺术的生命线,无“包袱”即不成其为相声。快板里虽也经常使用“包袱”,但有时却以情节,人物见长,“包袱”居于次要地位。
(2)夸张快板里夸张不仅用来组织“包袱”,而且用来为描写增添色彩,使之鲜明生动,有时两种作用兼而有之。如李白的诗里说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事实上,决不会有三千丈的白发。但人们在生活里承认它不会有,而在艺术欣赏中却理解它的存在,夸张之妙就在这里。如前所述,作为语言艺术的夸张,既不能信口开河,又不能不扩大,因此,常常是大处合理,小处不能死抠。如杜甫《兵车行》: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如果从语言夸张的角度理解,无疑是满腔悲愤的倾泻,是对当时社会黑暗的血泪控诉。反之,如果照字面抠,“生男埋没随百草”,男的都死光了,那么生女要“嫁比邻”,岂能行?说起来像是笑话,其实在曲艺创作和欣赏之中却常常可以碰到。
(3)铺陈快板书以叙述为主,描写成分很多,常常运用铺陈手法进行渲染,使抽象的内容变得具体形象、鲜明、生动。
种类播报编辑
种类
1、小快板
小快板即通常所说的快板诗。由一个人边打板边演唱,又叫单口快板。这种快板形式最易掌握,因为它篇幅短小,形式简单,只需十句八句,或一二十句,就能迅速反映现实生活。
2、对口快板
2、对口快板
由甲、乙两人各数一段,交替演唱。每段句数的多少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是偶数。它往往把若干材料连缀在一起,没有一个贯串始终的中心事件。但组织材料仍然要紧紧围绕主题,防止漫无边际、杂乱无章。
3、群口快板
3、群口快板
又叫快板群。参加表演的人数较多,四五个人以致十来个人均可。演唱时有领有合,也可以分成两三个小组交替演唱。有时辅以集体造型。演员的身份一般都不固定,可以是叙述者,也可以进入角色,以作品中人物的口吻演唱。这种快板形式适于表现热烈的场面。
4、快板书
由一个人边打板边演唱,有时插入白口。它和单口快板的区别是:后者重点不在于交代情节和刻画人物,而着重在议论、抒情,容量小,篇幅短;快板书则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容量大,篇幅长,是一种叙事性的快板。
快板名家播报编辑
快板名家
高凤山
高凤山高凤山(1921~1993),高派快板艺术的创始人,生于河北三河县沈庄子一贫苦人家。幼时父病故,只身乞讨,流落北京。七岁为“天桥八大怪”之一、著名艺人曹德奎收养,学唱数来宝。七年艺成后,又拜著名相声艺人高德亮为师,学说相声,打下深厚功底。十四岁开始独立卖艺,先后与马三立、朱相臣、罗荣寿、王长友、孙宝才等搭伙,在北京、天津、唐山撂地卖艺,逐渐享名。1949年参加相声改进小组,积极编演新曲目。后专攻快板书、数来宝,并与高德亮、王学义合作。晚年主要从事曲艺教学工作,并与罗荣寿合作,登台演出《卖布头》、《黄鹤楼》等传统相声节目。曾任北京曲艺三团团长、北京曲艺团副团长、中国曲协理事。他功力深厚,在继承传统技巧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演唱快板书,吐字清晰,语言俏皮,节奏鲜明,气势流畅,唱段紧凑,一气呵成,板槽极稳而又富于变化。在说、逗结合方面,尤有独到之处。其代表作有《同仁堂》、《数来宝》、《诸葛亮押宝》、《张羽煮海》、《武松打店》、《孙悟空三盗芭蕉扇》、《黑姑娘》、《闯王斩堂弟》等。其著名弟子有石富宽、崔琦、梁厚民等人。 [1]
王凤山
王凤山王凤山(1916~1992),王派快板艺术的创始人,北京人。自幼家境贫寒,7岁开始从艺数来宝的演唱,16岁拜师老艺人海凤,在天桥撂地演出。在此期间,与赵玉贵、罗荣寿、汤金澄等人搭伙演出。后辗转济南、张家口、南京、武汉等地。
1955年9月参加天津曲艺团。其以快板艺术享誉曲坛,创立王派快板艺术。他的快板轻巧明快、节奏强烈;板起板落半说半唱,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缓而不散;表演潇洒自然,从容大方;讲求“气口”的运用,使流畅生动;台风严谨踏实。他创造性地把“竹板书”老艺人关顺贵、关顺鹏的“黑红板”运用于数来宝演唱中,取得很好的效果。他演唱的故事以抒情为主,曲折紧张的情节和幽默风趣的笑料独具魅力。代表曲目有《张羽煮海》、《双锁山》、《绕口令》、《百山图》等。其相声艺术师承有“大面包”之称的朱阔泉,与李宝麒、侯宝林、王宝童、马志明为师兄弟。晚年为马三立捧哏,其捧哏冷静内蕴、憨厚幽默、沉稳又致、文雅洒脱,铺平垫稳恰到好处。代表作有《十点钟开始》、《买猴》、《卖挂票》、《算卦》、《情绪与健康》等。其弟子有何德利等人 [2]
李润杰
李润杰(1917年—1990年),李派快板艺术和快板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原名李玉魁,天津武清县大桃园村人,幼年家贫,七岁时学过评戏小生及吹打乐器。十四岁到天津当童工,学绱鞋。四年后出师,被日本侵略者抓到东北当劳工。后因工伤无法劳动,流落街头以乞讨头为生。在行乞中学会了数来宝、变戏法,后拜段荣华、焦少海为师,学说评书、相声,加上“数来宝”,一人兼通三艺。曾在沈阳、唐山、天津等地作艺。1949年天津解放后,即自编小段,配合中心任务宣传。次年去西安,撂地演出相声、数来宝、太平歌词等。抗美援朝期间曾私人义演募款捐献飞机大炮,并为北方广大灾民募捐寒衣,获西北文化部颁发的进步艺人奖状。1952年赴抗美援朝前线演出。1953年参加天津广播曲艺团,后转入天津市曲艺团,专门从事快板演唱。他积极致力于快板书艺术的革新。他吸收、融化了山东快书、相声和评书以及话剧艺术的某些优长,对于旧的数来宝演唱形式,从打板技巧、语言句式、表演风格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创新,创立了快板书这一新的曲艺品种。其主要特点是:板点丰富多变,句式灵活自然,讲究语气,注重表演。因而能够鲜明生动地描叙故事、刻画人物,富有艺术表现力。1956年开始练习自编自演,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自编自演了大量优秀的快板书节目。代表作有《劫刑车》、《巧劫狱》、《千锤百炼》、《抗洪凯歌》、《熔炉炼金刚》、《王七学艺》、《隐身草》等。李润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举办过很多讲座,并在大学讲课。曾两次赴抗美援朝前线慰问,赴广西前线慰问,到各省、市、自治区演出。1956年出席了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曾任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中国曲协常务理事、天津曲协理事、天津科普创作协会理事。其弟子有张志宽、王印权等人。
李润杰的快板书创作,取材丰富,语言精练,富有哲理。以他整理创作的快板书短段《盟兄弟》为例,作品表现旧时代有五个吝啬的商人碰到了一起,并结拜为“盟兄弟”,互相发誓“有饭同吃有马同骑,谁要有三心并二意,谁被天打五雷劈”。可到了晚上没饭吃时,谁都不愿意请客。最后商定每人抓一把自带的小米熬粥喝,由于天黑没点灯,每个人尽管都想从锅底舀稠粥,结果是“都是喝了白开水,谁也没把米粒儿下到锅里”。极其辛辣地嘲讽了市侩们伪善的江湖义气。作品虽短却鞭辟入里,富于深刻的思想内涵。
演唱特色是:表演传神,感情充沛,风趣幽默;火爆热烈,富有激情;口齿伶俐,语音脆快,语气生动;叙事描景,绘声绘色;表现人物,惟妙惟肖,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新编写的作品,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结构紧凑,语汇丰富,趣味横生,有浓郁的民间风味。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演唱快板书近百段,结集为《李润杰快板书选集》。 [3]
张志宽
张志宽,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1945年生于天津。自幼酷爱快板书艺术,1960年11月拜著名快板书艺术大师李润杰为师,他尊敬老师、勤奋、刻苦,对艺术执着追求,勇于探索,是李润杰的得意高足。20世纪70年代初,他与李润杰老师合作表演的对口快板《立井架》和他单人表演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国内产生很大的影响,受到广大听众的好评。张志宽是我国快板书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他善于刻画人物,精于营造艺术氛围,以其娴熟的技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得观众的青睐。他的表演不仅有传统快板书的脆、平、爆、美的特点,又具有“唱有韵、声有情、动有功”的艺术水准,堪称我国曲坛自李润杰之后快板书第二代传人的优秀代表。 [4]
与快书比较播报编辑
与快书比较
快书和快板属于中国曲艺中韵诵类即似说似唱的一类表演形式。但快书与快板又有区别,是同一大类中的两个小类。
快书与快板虽然都以节奏感极强的数唱或诵说方式进行表演,所说唱的曲词均是句式比较规整的韵文。但也有区别,除说唱表演时因曲种形式不同,即采用不同的方言,使说唱的曲调或者诵说的节奏感不同之外,曲词也有所不同:快书或者在快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快板书,一般都表演故事性强,并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中、长篇节目,曲词的韵辙通常是每个回目一韵到底;而快板一般只表演说理或抒情性较强的短篇节目,且曲词的押韵方法比较自由,称为“花辙”,即可在一段曲词中自由转韵。无论是快书还是快板书,曲词的基本句式,是七字句为主的上下句体结构,但实际运用时只要与说唱的节奏与曲调不矛盾,常常嵌字、增字或减字,句式自由灵活。
快书类依流布地域、方言采用及说唱风格的不同,有许多不同的曲种。如在山东省流行的任丘竹板书,上海市郊区流行的锣鼓书,天津市形成并流行的快板书等。最著名也影响最大的,要数流传全国的山东快书。快板类也依流布地域、方言采用及说唱风格的不同,而有诸如数来宝、说鼓子、陕西快板等等曲种。
快书和快板在表演形式上均十分简单,一般由演员站着以手持击节的小型打击乐器,自行伴奏说唱。有一个人表演的“单口”形式,两个人表演的“对口”形式,和三个人或三人以上表演的“群口”形式。用来伴奏即击节的乐器,也依具体曲种而有所不同,如山东快书使用的是两个月牙形,方寸大小的铜片,表演时单手击节,称为“鸳鸯板”;数来宝或者快板用的是一大一小两付竹制击节乐器,其中大板为两块,小板为五块,大板较大,小板的五块竹片较小,用绳子串结起来,表演时演员左右手分持大板和小板说唱。段落之间常常击节打板,演奏出各种花样的打击效果,以娱观众。
快书和快板作为韵诵型的口头说唱艺术类型,十分注重曲词语言本身的创作和艺术上的魅力。不仅有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惯用的“赋、比、兴”手法,而且非常倚重诸如排比、对仗、双声、叠韵、谐音、双关、比喻等汉语言丰富多彩的修辞技巧。在审美风格上,又很崇尚喜剧色彩和娱乐效果,讲究风趣与幽默,也注意使人发笑的“噱头”或“包袱儿”的创造,追求寓教于乐的美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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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种类
天津曲艺曲种。20世纪50年代形成,是天津业余演员改革、发展天津时调“大数子”的结果,去掉了“大数子”的前两句“靠山调”慢板,丰富了伴奏音乐。演出时,演员手持节子板数叙,唱调几言皆可,上、下句子要求对仗,对尾字的要求押韵即可,全篇既可一辙到底,也可用花辙。自由活泼,颇富韵律。伴奏乐器为大三弦和扬琴等。曲目多为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以天津话演唱,采用“数来宝”的演唱形式,开头多为“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 [5]
武安快板是武安市文艺园地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它语言通俗、诙谐、生动、活泼、形象,具有浓郁的武安地方特色和农民生活气息,为武安乃至邯郸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它诞生于解放初期,距今约有50多年历史。
武安快板以顺口溜的形式,长的二三十句,短的十句八句,配上板鼓、梆子、小锣来伴奏就象武安落子戏的数板,但说起来比数板节奏更加明快干脆,因为演说时用的武安方言,故取名叫武安快板。开始时单人演说,后来发展双人对着说,名曰对口快板。再此后又编成了带故事情节,像小戏一样的多人分角色演说的快板,取名快板剧。以后,武安快板、对口快板、多口快板、锣鼓快板、快板剧就在武安大街小会逢年过节和各种文艺活动中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演说形式。 [6]
快板是伴以竹板或鼓点等有节奏的语言表达曲艺的形式,民问俗称“谝于板”、“练子嘴”。有些地方,还叫“快板诗”、“快板书”,表演方式是按节奏打板表奏,但中间可以加“解说”或散文体“道白”。快板多为七字句,五字句较少。七字句都得押韵,一二句入辙押韵,其中二、四、六、八句等双句均要合韵,但三、五、七等句,可以协韵。有时,四个整句押韵,从第五句起可以另押韵。快板押韵之风俗,源于古代民间诗体和戏文,听起来合辙合韵,自然优美,词句语言独特,在最后一字的拖音上,不翘口,字正腔圆,入耳中听。如谢茂恭的《国民党抓壮丁》中:“国民党,太横行,军麦、大粮、带壮丁,保警队,特务兵,查户口,抓烟灯,事如牛毛说不清。”但有些快板也有十字句格式的,十字句既可用作农村的“劝善词”,又可说快板,在打竹板节奏上,形成“三三四”字句相连,“三三四”句式要以词嵌入,不能割断句式。如谢茂恭的《咱陕西穷百姓的一段灾难》中:“有民国十八年春雨短欠,人无粮马无草麦根旱干,老一军公粮重日有千万,出不起哭爹娘也是枉然。……男子汉卖婆娘二斤米面,恩爱的好夫妻不能团圆,庄稼汉把农器各样卖遍,把妇女用汽车载出潼关。”又如眉县窦天顺搜集的《荒年歌》也是十字句,其中如:“这劫中病死人无法计算,各村有绝门户断了根源,把野草和树皮油渣当饭,又有那人吃人太得惨然。”
陕西快板的题材广泛,表演形式敲板说表,群众喜闻乐见,民间快板艺人村村皆有。从民国以来,被各地选送参加省、地区表演快板,或以自编自演由一地说表到各地以至全国者,有名的如临潼县农民快板诗人王老九,一生自编自说快板诗一百余篇,出版有《王老九诗选》,发行至国内外;三原县的谢茂恭,自编自说几十年,建国初曾赴朝鲜为中朝战士演出;西安市的刘文龙,都有名作在报刊上发表,未发表的都流传于民间。王老九、谢茂恭是快板艺人中有代表性的名人。
王老九(1894~1969),原名王建禄,男,陕西省临潼县人。著名农民诗人,以快板诗鸣世。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出版有《王老九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