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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含义
铸币是指由国家铸造的具有一定形状、重量、成色和面值的金属货币 [8-9]。
最初金属材料用作货币是以其原始条块形态进行的，每次使用时都要鉴定成色、核准重量并进行分割。为解决由此而带来的许多不便，后来大商人在金属条块上加盖印记、注明重量、成色，但因其信誉局限，运用范围不能扩展，于是便开始由国家统一铸造 [8-9]。
铸币最初的实际金属含量与名义金属含量是相等的。但是，铸币进入流通过程会受到磨损，它的实际金属含量与名义金属含量会发生分离。这种不足值的铸币依然能够按照原来的面值进行流通 [2]。
为维持铸币的信誉，国家都规定了铸币公差。后来，国家出于解决财政困难、国库空虚等方面的需要，开始铸造不足值的铸币 [8-9]。铸币
发展历程播报编辑
发展历程
世界最早的标准化金属铸币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吕底亚王国（今土耳其西部），由金银合金（琥珀金）制成，并统一了大小、形状、成色及面值 [10-11]。这一创新克服了实物货币的缺点，因其价值稳定、耐久、便于携带和分割而广受欢迎 [10]。吕底亚的实践迅速影响了爱奥尼亚希腊城邦及希腊本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城邦铸币体系。公元前547年波斯帝国征服吕底亚后，继承并发展了其铸币技术与金银复本位传统。古印度则使用加盖戳记的金属片作为货币，如摩揭陀国孔雀王朝时期的卡夏帕那银币 [11]。
中国使用货币的历史悠久，最早的金属造币可追溯至商代 [14]。1971年在山西保德县林遮峪遗址出土的109枚铜贝，经考证为商王武乙、文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的铸币，被认为是迄今考古发现中人类最早的金属造币。春秋时期，中国正式进入金属铸币时代，战国时期形成了布币、刀币、环钱、楚币（包括蚁鼻钱和金版）四大货币体系 [11-12]。2021年，中国考古团队确认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为世界最古老的铸币作坊遗址，碳十四测年显示其铸币生产活动发生在公元前640年至公元前550年之间，属春秋时期 [5] [13]。该遗址发现了空首布成品及相关铸范，表明当时铸币是作为大型铸铜作坊的副业进行的 [13]。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颁布“以秦币同天下之币”的货币法，在全国推行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实现了货币形制、文字、材料、铸造方式的统一，开创了国家介入货币经济的先河 [12]。汉代承袭秦制，汉武帝时期将钱币重量改为“五铢”，但保留了圆形方孔的形制 [19]。汉代铸钱技术经历了从块范铸造到叠铸工艺的发展，王莽时期叠铸工艺逐渐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
唐代，唐高祖为整治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规范，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铸“开元通宝”。钱币始有“通宝”之称，取代了流通已久的五铢钱，这一形制对后世影响深远 [20-21]。宋代铸币达到古代高峰，钱文多为皇帝年号，故称“年号钱”，且多由皇帝书写，称“御书钱”。据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年铸铜钱量超过506万贯，为古代铸币量最多的时期。为应对因经济发展导致的“钱荒”，北宋时期在四川地区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12]。宋代铜钱不仅在宋境内流通，还成为辽、金、西夏等政权的硬通货，促进了当时中国境内的经济往来与融合 [16-17]。
元、明、清三代是古代铸币的衰落期。元朝以纸币为主要通行货币；明朝前期以纸币为主，中后期白银货币化，逐渐成为主导；清朝则是纸币、白银、铜钱并行流通。直至清朝末年，传统的银两和制钱才逐渐被机器铸造的银圆和铜圆所取代 [12]。从工艺上看，中国与西方的早期铸币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传统铸币多为铸造币，如官庄遗址出土的空首布，采用范铸工艺。而西方古法多为打制币（又称“锤击钱”），即将金银等材料切成币坯，再用锤子将图案锤击上去。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文明区域独立发展出的金属货币体系 [13]。
基本特征播报编辑
基本特征
铸币采用的金属冶炼浇铸成型的方式制造，往往预先按照设计样式，采用手工制模，批量翻砂铸造，打磨制成 [3]。根据工艺发展，春秋时期至汉代钱币多采用块范铸造工艺，若缺少打磨流程会残留浇注痕迹；北朝至民国时期则普遍采用翻砂铸造工艺，该工艺会导致铸币尺寸略小于母钱，且多次翻砂后母钱磨损会使成型铸币的纹饰、文字变得模糊；清末至民国时期，机制冲压工艺开始盛行 [15]。
铸币采用的金属原材料多种多样，主要有金、银、铜、铁、铅、锡、镍、铝、锌等 [3]。以中国古代铜钱为例，其主流币材为青铜，明嘉靖时期开始出现黄铜钱，而辽代则较多使用红铜钱 [15]。
铸币的外形有穿孔板币，元宝币，实心板币 [3]。古代铸币的形制包含钱面、钱背、钱穿、外廓等规制；近代机制币则包含边齿、珠圈等形制 [15]。其中，圆形方孔的样式蕴含了“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 [16]。
铸币的作伪与鉴定是其特征的重要方面，造假主要围绕币材、工艺、图文信息、锈蚀四个方面进行。图文信息的造假方法主要包括臆造法、改刻法和嵌补法 [15]。
应用与流通播报编辑
应用与流通
在古希腊，铸币的应用与流通体现了早期货币体系的特征。印章符号作为政治权威的担保和价值象征，促进了经济交易与社会交流。城邦通过制定统一的重量标准并强制推行铸币使用，收取铸币税，从而将政治信用转化为经济收益。在跨国流通中，雅典通过货币法令规定兑换费用（约3%—5%），实现了铸币税的跨国征收 [22]。
货币也是皇权的象征，每当政权更迭、改元、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时，统治者都会铸造发行新的货币，以昭告天下。
货币还促进了各地区经济的融合发展，如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虽各铸钱币，但宋钱却在诸政权间广泛流通，极大促进了宋与辽、金、西夏之间的经济往来 [17]。
辽、金、西夏长期面临‘钱荒’，这直接促使他们以宋铜钱作为通用货币。辽、金建立政权之前主要以游牧或渔猎为生，经济发展水平较中原地区落后许多，日常交易基本处于以物易物的状态。建立政权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但自身铸币不足，形成‘钱荒’。例如，宋代文学家苏辙曾提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用本朝铜钱。’金朝也有‘钱难最苦’的记载。他们通过官方榷场贸易、民间贸易及继承前朝旧钱等途径获取宋铜钱。宋铜钱甚至输入西辽，传到中亚。
在应对钱荒、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也存在具有地方特色的探索。例如，五代闽国在成立之初，就在闽太祖王审知的带领下积极探索铜钱、铁钱、铅钱同时流通的钱币政策，逐渐形成了独具沿海区域特色的‘多元一体’钱币文化。该政权结合地区丰富的铅铁资源优势，先后铸造了铜质、铅质、铁质的‘开元通宝’，并根据各类币材的铸造成本、流通数量确定币值大小与兑换比例，以应对铜钱短缺，有效促进了属地社会经济的短期发展。
影响播报编辑
影响
铸币税通常是指政府通过铸造货币获取的收益与其铸造货币产生的成本之差，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铸币税是指一国货币从外国居民处获取的收益 [18]。例如，五代闽国面对属地铜钱钱荒，开创性地铸造“闽开元”钱币，并结合地区丰富的铅铁资源优势，先后铸造了铜质、铅质、铁质的“开元通宝”，有效降低了铸币成本，对属地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古希腊，铸币税的产生基于货币名义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差异，这反映了早期货币信用化进程和国家政治权威的支持。小额辅币的材质变化和铸币税收取比例的差异，进一步体现了货币体系的演进 [22]。
秦统一后推行的圆形方孔钱形制自汉代起被继承，并沿用两千多年。元代铸造的“至元通宝”正面钱文用汉字，背面用八思巴文、畏兀儿文及西夏文；清代铸造的“乾隆宝藏”银币流通于西藏地区，正面为汉字，背面是藏文，体现了铸币在形制传承基础上的多民族文化交融 [19]。
相关研究播报编辑
相关研究
2025年，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王全玉教授团队在《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发表关于东周时期齐国铸钱遗址出土钱范的研究。分析表明，钱范材料主要由砂组成，烧成温度超过1000°C。钱范存在修复再利用情况。研究推断，钱范的生产可能已高度标准化，齐国对中央和地方的铸币生产可能存在统一控制。
2024年，有学者对汉代叠范铸钱技术进行再研究，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研究表明，汉代经历了初级和中级两个阶段。其中东汉时期已使用正背带郭、双范榫卯扣合的中级叠铸技术。
2024年9月，考古人员在安徽霍邱县河口镇十三湾村发现一处古钱币窖藏。出土了包含“大观通宝”、“开元通宝”等在内的大量古钱币。 [21]
2026年3月16日，杭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22&ZD033）阶段性成果，系统探讨了古希腊铸币与铸币税的关系。印章符号、重量标准与贵金属材质是构成古希腊铸币的三个核心要素，铸币税的产生基于名义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差异，并分析了铸币面额与税率的关系、税率来源及跨国流通中的表现。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