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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修建背景
都江堰的创建,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
战国时期,刀兵峰起,饱受战争痛苦的人民,渴望中国统一。当时,落后的秦国,经过变法改革,一跃成为“国富兵强,长雄诸候,周室归籍,四方来朝”的强国。国势振兴、实力雄厚的秦国,亟欲统一天下,结束分裂局面。秦欲统一中国,必须有其坚实的后方基地,为它提供可靠的兵力、财力,故早有图巴、蜀之意。首先,秦惠王诱使蜀王修通了“石牛道”,并不断用金银美女去麻痹蜀王。《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
公元前316年,处于奴隶制割据的巴、蜀两国发生了激战。《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候,苴侯奔巴,求救于秦”。这就为秦灭巴、蜀造成了机会。秦国的司马错分析了巴、蜀形势,认为:“蜀有桀纣之乱”,向蜀扩展的时期已到。提出了秦灭巴、蜀,政治上秦有“禁暴止乱之名”,符合巴、蜀人民的愿望;经济上,“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军事上,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的战略主张。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同年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举兵从石牛道伐蜀,蜀兵败,蜀王被戮。蜀国灭亡后,秦在蜀地置蜀侯及蜀相,推行封建制度。从此,奴隶制割据的蜀国,迅速向封建制社会转化。封建势力的兴起,为都江堰的创建,准备了最可靠的社会历史条件。
都江堰修筑之前,成都平原的农业已有一定的基础。蜀以务农为本,并有治水的要求和能力。《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又说,司马错伐楚时,兵精粮足。实力雄厚,曾率领“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山海经·海内经》载:“蜀有都广(即广都,今四川双流区一带)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黍、膏稷”。足见成都平原的农业,已具有相当水平,为都江堰的兴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为促进生产的发展,将蜀地建设成可靠的战略基地,势必要兴修水利。要兴修水利,政局稳定是先决条件。故秦并蜀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为加强秦在蜀中的政权力量,首先“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此举也给蜀地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立刻修建了成都城、郫城和临邛城,使之成为既是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军事设防的堡垒。《华阳国志·蜀志》说:成都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这表明秦政府已着手进行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即用封建的个体工商业,伐替了原蜀国的奴隶制工场。秦灭蜀后的三十多年间,先后平定了蜀侯、蜀相的三次叛乱。公元前285年,秦昭王采取了断然措施,废蜀侯,“但置蜀守”。彻底废除了分封制而代之以郡县制。此时,蜀地人民得到了休生养息,生产有了发展,故人心归顺,政局稳定。这既从生产关系上为解放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也从组织上为都江堰的兴建提供了保证。 [5]
修建过程
在都江堰修建之前,蜀国人民对岷江的开发和利用,已有很多贡献。《尚书·禹贡》说:“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水经注·江水》亦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杜宇时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等。这些先行者在水利工程上所取得的经验,为后来都江堰的创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梁时民、李锛、张跃进绘国画《李冰父子与都江堰》
秦昭王后期(约公元前276年至251年),蜀郡守李冰总结了前人治水的经验,组织岷江两岸人民,修建都江堰。李冰注重实地考察,根据岷江出高山峡谷,河面开阔,流速顿减,以及左岸一带,山势弯环的地形特点和资源条件,精心设计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首先“凿离堆,避沫水之害”。即将瀚山伸向灌县城西的一段余脉,凿开一道约二十米宽的引水口,这既可以分洪减灾,又能引水灌溉成都平原。二是“壅江作”。即修筑都江堰分水堤。其布局是:在离堆以上的一段江心,沿左侧山麓的走向,就地取沙石修筑长堤。并将此段山麓,修整成为引水渠的左岸,构成从右(岷江正流)向左的弧形弯道(这段弯道称为内江),以迫使表层水自右向左进入引水渠;底层水挟带泥沙仍奔向正流。因此,大大减少了灌溉渠道的泥沙淤积,使渠道的畅通得到保障。《益州记》在叙述这段史实中写道:“江至都安,堰其右,检其左,其正流遂东……”。意思是说,岷江水流,经分水堤右侧的导引和左面山岩的钳制,驯服地流向成都平原。三是“穿二江成都之中”。即在离堆引水口以下,开凿两大干渠(即今之走马河、柏条河),将水引入成都平原。 [5]
北魏郦道元(约470—527年)所撰《水经注·江水》载:“江水(指岷江)又历都安县……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因大堰之口建于湔江口,湔江为现白沙河)……俗谓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都安县,为原灌县之古名,为控制成都平原安全之地,都安大堰,实为控制天府之国安全之大堰。
鱼嘴位置选择的科学性:在岷江上利用河心州的淤滩修建分水工程,可以将宽阔的岷江河道缩窄,将河道形势由宽浅式转化为窄深式,一方面有利于非汛期沱江口的进水,另一方面,利用凿开的宝瓶口将汛期的洪峰引进成都平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减岷江洪峰对沿途带来的洪水威胁。
清代水利专家在对都江堰创建过程及历史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当初李冰将鱼嘴选址在湔江口,主要是因为有利于沱江的进水,而到了清代,沱江口早已不存在,百丈堰(渠)也一去不复返,如再将分水鱼嘴建在上游,一方面是工程规模较大,耗资巨大,另一方面,引水口的冲淤也不稳定,且管理难度加大,运行成本也较高,把鱼嘴分水工程直接建在离堆旁边的人字堤,可以大大减少工程规模(不再有飞沙堰以及分水鱼嘴至飞沙堰之间的分水堤埂工程了),同时大大减小工程维护成本和管理难度。都江堰工程布置图
分水鱼嘴在人字堤这一工程布局,对宝瓶口的分水、分沙非常不利。一是因为没有上游外江的分洪,全部洪水涌向离堆附近,必然增加宝瓶口的进水流量,这对成都平原的防洪非常不利;二是由于失去外江和飞沙堰的排沙作用,宝瓶口的进沙量也必然增加,这就加重了岁修时渠系的清淤任务;同时,洪水直冲离堆,对离堆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因此,后来鱼嘴位置又再次上移并恢复了飞沙堰工程。
据《史记·河渠书》载,“……于蜀,蜀守冰凿离碓(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于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至于所过,百姓飨其利,旱则引水灌溉,雨则杜塞水门,于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也。”
李冰凿离堆建宝瓶口,“辟沫水之害”,将岷江洪峰引走,从而削减了岷江沿岸的洪水压力,同时,“开二江于成都之中”,将岷江水引进缺水的成都平原,“百姓飨其利,旱则引水灌溉,雨则杜塞水门,由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也。”
唐代,应发生了较为巨大的地质灾害,山崩地裂,巨浪滔天,沱江进口段两岸的山体崩塌,沱江进水口断面不断缩小而成百丈渠,内江水大时,只靠狭小的百丈渠和内江右岸的平水槽泄水已不能满足内江河段泄水的需要,如不在内江右岸及时修建旁侧溢洪道,在洪期,宝瓶口的进水量势必加大从而对成都平原形成洪水灾害威胁。在此情况下,飞沙堰的修建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唐一官至侍郎的官员主持修建了这一旁侧溢洪道,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将该溢洪道称作侍郎堰。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侍郎堰,其东百丈堰(应为原沱江口演变而来),引江水以溉彭益田,龙朔中筑。”后,因不断的地质灾害导致百丈渠最终逐渐封闭,为解决内江总干渠北面(内江总干渠左)灵岩山前沿原百丈渠灌区的农田灌溉问题,便在宝瓶口下游的内江总干渠左岸修建了导江堰支渠,宋“永康军岁治都江堰”时,将导江堰支渠两岸种植杨柳树以保护渠堤,故导江堰支渠至此后又改称杨柳河。都江堰全景
现代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改变成都市长期处于消费型旧城市面貌,经中央批准在成都东郊兴建综合性工业区,使之逐步发展成为生产型的新兴城市。工业区集中用水量大,需要都江堰渠首总来水量中供应。
为保证成都市工业和生活用水常年不断,又要保证都江堰内江断流岁修工程全面进行,经水电厅农水局勘测设计,报经省计委以(63)计斟字第4号、55号文件批准修建都江堰内江岁修工业引水工程。工程于1963年2月4日正式开工,11月6日主体工程完工通水,1964年6月全部完成,6月30日由省水电厅农水局主持验收。工业引水(暗)渠全长1502.3米,起自外金刚堤尾部进水闸,止于走马河上游尾水闸。 [6]
都江堰渠首原为无坝引水枢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江堰灌区的灌面从1949年的282万亩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679万亩。由于灌区的不断发展,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不断增加,内外江灌区面积发展的不平衡,仍沿用杩槎、竹笼等传统工程拦水调节流量已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批准后,于1974年4月建成了外江闸。工程建成后,内江宝瓶口每年净引水10亿平方米,有效缓解了灌区用水矛盾,至1993年底,都江堰灌区灌面突破1000万亩。 [6]
飞沙堰工业引水临时挡水闸
按照都江堰设计灌溉面积1500万亩的要求,宝瓶口设计引水流量需达480立方米/秒,加大流量需达530立方米/秒,加上1963年已建成的成都工业用水引水工程,在内江进行断流岁修时,通过从外江引水过飞沙堰(平交)坝尾处,每次均采用钢筋混凝土临时挡板挡入工业引水渠,其安全保证率低,如一旦发生事故,就会严重影响成都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造成重大事故。在此情况下,经请示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批准,在保持飞沙堰原貌的情况下,于1992年在飞沙堰尾部建成飞沙堰工业引水临时挡水闸。工程建成后,经过多年来的运行验证,工程完全满足设计要求。 [6]
截至2024年6月3日,都江堰水利工程已经持续运行了2280年零152天。 [17]
岁修制度
都江堰有效的管理保证了整个工程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汉灵帝时设置“都水椽”和“都水长”负责维护堰首工程;蜀汉时,诸葛亮设堰官,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水经注·江水》)。此后各朝,以堰首所在地的县令为主管。直至宋朝,相关机构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都江堰岁修制度。 [18]
古代竹笼结构的堰体在岷江急流冲击之下并不稳固,而且内江河道尽管有排沙机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积。因此需要定期对都江堰进行整修,以使其有效运作。宋朝时,订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农闲时断流岁修的制度,称为“穿淘”。岁修时修整堰体,深淘河道。淘滩深度以挖到埋设在滩底的石马为准,堰体高度以与对岸岩壁上的水则相齐为准。明代以来使用卧铁代替石马作为淘滩深度的标志,现存三根一丈长的卧铁,位于宝瓶口的左岸边,分别铸造于明万历年间、清同治年间和民国十六年(1927年)。
地理环境播报编辑
地理环境
位置境域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距成都市区约50千米,距离青城山风景区20千米,其由渠首部分(鱼嘴、飞沙堰、宝瓶口)和遍布四川7市40个区(市)县的灌区组成,渠首占地面积200余亩。 [3]
地质
都江堰风景名胜区处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与成都平原两大地形阶梯的转折部,属龙门山脉的西南延展部分,是中国龙门山大断裂带通过的地区。龙门山华夏系构造分布于西北部,直向北东。因受到后期燕山、喜山运动的影响,褶皱强烈,断裂发育,尤以南段纵向、横向断裂极为广泛。二王庙断裂属压扭性断层,是龙门山前山江油—都江堰断裂的一部分,从彭州通济场西南经宽河坝入境,又经洞坛口、懒板凳、火车站至二王庙,过岷江后南折,至泰安寺和两河乡北部入崇州市境。都江堰市境内长约50千米,呈北东30—60度走向,平均约为45度,断面倾向310—330度,倾角45—53度。其中,彭州花龙门至都江堰市火车站一段,断层线走向由北东45度转为北东20度,向北突出,切断了上三叠统须家河组和上侏罗统莲花口组。在二王庙处断层线近于东西向,其南有三条北东向的次一级小断层与之斜接。过岷江后,走向变为南西,至泰安寺和苟家坪以南,发育两条北东向的压扭性分支断层。二王庙断裂为重力梯度带,这与它是高山与平原的分界地带相符。据二王庙跨断层定点短水准测量,断层北西盘和南东盘均有相对升降。龙门山北段向斜、背斜构造较完整,江油—都江堰市一带可见自西北向东南推掩的叠瓦式断层和飞来峰构造,即石炭二叠系地层逆掩在侏罗系地层之上。东南部为成都场陷,自老第三纪末期以来,受新构造运动的影响,在龙门山、龙泉山褶皱生起的同时,相对逐渐地陷落,堆积厚度达257米。都江堰风景名胜区部分属新生界第三系河流相沉积地层,下部为砂泥岩,上部为砂砾岩。 [2]
地形地貌
都江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属龙门山南段四川盆地边缘山地,由一系列北东一南西向山地构成,地势高亢,山岭海拔3000米以下。东部属成都平原,地势平缓。海拔一般在720米以下。 [2]
气候
都江堰市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均气温15.2℃,年均降水量近1200毫米,年均无霜期280天。这里四季分明,夏无酷暑,最热的7、8月份平均气温为24℃左右,平均最高气温仅28℃。冬无严寒,最冷的1月份平均气温为4.6℃,平均最低气温在1℃左右。
| 月份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平均最高温度(°C) | 8.3 | 10.3 | 14.6 | 20.2 | 24.7 | 26.7 | 28.7 | 28.3 | 24.3 | 19.2 | 14.9 | 9.7 |
| 平均最低温度(°C) | 2.5 | 4.5 | 7.6 | 12.2 | 16.7 | 19.7 | 21.6 | 21.2 | 18.2 | 13.9 | 9.2 | 3.9 |
| 平均降水量(mm) | 16.3 | 23.4 | 40.7 | 63.8 | 90.9 | 118.8 | 230.1 | 257.6 | 166.3 | 65.8 | 30.6 | 12.5 [19] |
平均最高温度(°C)
平均最低温度(°C)
平均降水量(mm)
12.5 [19]
水文
都江堰建在岷江出山口处。渠首以上总集水面积23037平方千米,多年平均来水量150.82亿立方米。控测岷江上游的水文站有两个,一个是干流出山口处的紫坪铺水文站,控测集水面积22664平方千米,占岷江上游总集水面积的98.38%。一是白沙河出口处的杨柳坪水文站,控测集水面积363平方千米,占总集水面积的1.58%。白沙河口至都江堰渠酋有集水面积10平方千米,占总集水面积的0.04%。
紫坪铺水文站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设站,测流断面平均水位海拔743.38米。据水文站45年的资料,年均流量462立方米/秒,年均径流量145.7亿立方米。最大年均流量619立方米/秒,年径流量195.1亿立方米(1937年);最小年均流量367立方米/秒,年径流量115.6亿立方米(1959年)。年平均最大、最小流量值较差1.69倍。最大洪峰流量5480立方米/秒(1964年7月22日),最枯(瞬时)流量74.7立方米/秒(1979年2月3日),洪、枯流量值较差73.36倍。
白沙河发源于龙门山系中段茶坪山脉光光山南麓,海拔4262米,主峰海拔4632米。河谷自北向南,到都江堰市区西白沙乡汇入岷江干流,全长48千米,集水面积363平方千米。1953年11月设立杨柳坪水文站,测流断面平均水位海拔754.57米。据32年实测,年均流量16.2立方米/秒,年均径流量5.105亿立方米。最大年均流量21.6立方来/秒,年径流量6.818亿立方米(1964年),最小年均流量9.59立方米/秒,年径流量3.025亿立方米(1974年),年均最大最小值较差2.25倍。最大洪峰流量1450立方米/秒(1972年8月24日),最枯流量1.50立方米/秒(1983年1月2日),洪枯流量值较差966.7倍。
岷江枯水季节基本无沙,6—9月丰水期泥沙约占全年泥沙量的78—98%。泥沙测验队1955年开始实测,根据泥沙资料计算,紫坪铺水文站多年平均悬移质含沙量为559克/立方米,输沙率266千克/秒,输沙量838万吨/年。其中,6—9月平均悬移质输沙率721千克/秒,年输沙量760万吨,占全年输沙量的90.7%。最大日平均悬移质含沙量30.4千克/立方米,最大日平均悬移质输沙率86900千克/秒(1964年7月22日)。杨柳坪站多年平均悬移质含沙量595克/立方米,输沙率9.64千克/秒,输沙量30.4万吨/年。两站合计输沙量868万吨/年。
据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1989年《都江堰总体规划报告》资料,都江堰渠首多年平均推移质输沙量为150—200万吨,其中紫坪铺为143—145万吨,杨柳坪为5—7万吨。总输沙量1018—1068万吨/年,其中紫坪铺981—983万吨/年,杨柳坪35.4一37.4万吨/年。最大年输沙量为2594万吨,其中紫坪铺为2460万吨(1956年),杨柳坪为134万吨(1974年)。最小年输沙量266万吨,其中紫坪铺258万吨,杨柳坪8万吨。 [2]
主要景点播报编辑
主要景点
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
都江堰渠首枢纽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三者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协调运行,引水灌田,分洪减灾,具有“分四六,平潦旱”的功效。
二王庙
二王庙位于岷江右岸的山坡上,前临都江堰,原为纪念蜀王的望帝祠,齐建武(494—498年)时改祀李冰父子,更名为“崇德祠”。宋代(960—1279年)以后,李冰父子相继被皇帝敕封为王,故而后人称之为“二王庙”。
二王庙建筑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整个建筑不强调中轴对称,依势造景,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素有“玉垒仙都”之美誉。 [24]大殿供奉二郎神像,二殿供奉李冰夫妇神像,是古代千年官祭庙,也是二郎神的祖庙。 [25]相传,千古奇功都江堰,由秦时李冰率众修建,二郎神助其共同完成千秋伟业。大殿前还塑有憨厚忠实的哮天犬铜像,也是深得游客喜爱。 [24]
庙内殿宇珍藏有治水名言、诗人碑刻等。建筑群分布在都江堰渠首东岸,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地极清幽。是庙宇和园林相结合的著名景区。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主建筑约1万平方米。二王庙分东、西两菀,东菀为园林区,西菀为殿宇区。全庙为木穿逗结构建筑,庙寺完全依靠自然地理环境,依山取势,建筑风格不强调中轴对称。
伏龙观
伏龙观位于离堆公园内。其下临深潭,传说因李冰父子治水时曾在这里降伏孽龙在离堆之下,故于北宋初年改祭李冰,取名“伏龙观”。现存殿宇三重,前殿正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