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播报编辑
人物生平
入宫得宠
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叶赫那拉氏生于京师（今北京市）。她出身在一个镶蓝旗满洲（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母以子贵”，被抬入镶黄旗满洲 [145]）军功世家的支流（关于慈禧的家世详情，参见“人际关系”目录），曾祖父吉郎阿任户部员外郎，祖父景瑞做过刑部郎中，父亲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 [11] [32] [114] [129]
咸丰元年（1851年），清廷颁布选秀女诏书，次年（1852年）二月，十八岁的慈禧由镶蓝旗佐领恩祥选送入宫，参加八旗选秀，被咸丰帝赐号为兰贵人，于同年五月初九日入宫。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二十六日，晋封懿嫔（“懿”在满文中作“nesuken”，意为“温和”“安懿”）。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协办大学士贾桢为正使、礼部左侍郎肃顺为副使，行册封懿嫔典礼。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下午两点，她在紫禁城的储秀宫中生下了咸丰帝的第一个皇子载淳 [354]，母凭子贵，在同月二十四日晋封懿妃。十二月初一日，以大学士彭蕴章为正使、礼部尚书瑞麟为副使，行册封懿妃典礼。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初二日，晋封懿贵妃。从此，她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咸丰帝的皇后钮钴禄氏（即慈安太后）。 [11] [32]十二月十三日，以大学士裕诚为正使、内阁学士黄宗汉为副使，行册封懿贵妃典礼。 [129] [145]
当时，咸丰帝体弱多病，兼之当时的清朝，外有英法联军入侵、内有太平天国起义，让他心力憔悴。懿贵妃工于书法，于是咸丰帝时常口授并让其代笔批阅奏章，并且允许懿贵妃发表自己的意见。自此她开始干预朝廷政事。 [11]
辛酉政变
主词条：辛酉政变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由广东挥师北上，长驱直入，攻陷大沽，陈兵天津，京师受到严重威胁。清廷上层乱作一团，咸丰帝束手无策，时而要“御驾亲征”，时而又策划遁逃。懿贵妃认为，“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尊周室东迁（指周平王东迁事），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速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懿贵妃的这一主张颇有主见，但未被采纳。当通州八里桥之战的败讯传来后，联军进逼北京城下，懿贵妃随咸丰帝等人仓促北逃热河避暑山庄。在避暑山庄，她“披览各省奏章”，议论朝政得失，这些举动渐渐引起了咸丰帝及其亲信肃顺等朝臣的不满。肃顺甚至劝说咸丰帝像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那样杀掉懿贵妃。咸丰帝“濡需不忍”，没有按他的意见办。此后，懿贵妃“声势大减”，对于他人的请托，不敢轻易许诺。 [11] [145]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去世，载淳即位，即同治帝，定年号“祺祥”。同治帝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到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二十五日，又分别尊上徽号为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 [11] [129]此后，慈禧也被称为“西太后”“西佛爷”，到同治末期开始，还被称为“西老佛爷”（关于其称“佛爷”的时间及变化，见“人物争议-称老佛爷”部分）。 [161]慈禧的独子载淳（同治帝）早年的读书像
咸丰帝在临终前，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同治帝处理朝政，后世称之为“顾命八大臣”；又给皇后和皇太子（由载淳生母懿贵妃代管）两枚代表皇权的图章。同治帝登基后，发布谕旨，均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曰“御赏”二字，下曰“同道堂”三字作为符信。慈禧则以皇帝生母的身份代行皇帝的职权。当时人称这种体制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 [11]
对于这种政治格局，慈禧仍感到很不满足，她一心想的是垂帘听政，大权独揽。而以载垣、肃顺为首的辅政大臣则坚决反对慈禧干预政务，以为这样做既与祖制不符，也违背了大行皇帝的遗诏。这两股政治势力之间，已经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而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以远在北京的咸丰帝的六弟、恭亲王奕䜣为首的一股政治势力。载垣等人为了独揽大权，对奕䜣也极为排斥。慈禧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她首先说服慈安，然后派人和奕䜣取得联系。于是奕䜣不顾载垣等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请求叩谒梓宫。八月初一日，奕䜣到达热河，哭祭后，慈禧太后传旨召见，载垣等极力阻挠，声称“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但慈禧坚决要见，多次派太监传旨。奕䜣为表清白，请端华作陪，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着说：“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于是，奕䜣单独进见，和慈禧、慈安秘密策划从载垣等手中夺权。奕䜣认为，热河是载垣等的势力范围，要除掉他们，非回北京不可。慈禧担心外国人出面干涉，奕䜣满有把握地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可见，奕䜣在赴热河行在之前，已同列强驻京使节磋商，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这次密谈，长达两个多小时。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奕䜣离开热河，连夜赶回北京。 [11] [145]
慈禧与奕䜣密谈后，政变正在加紧策划。 [145]八月初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慈禧看后，非常高兴，召载垣等面谕照所请传旨。载垣等却以祖宗旧制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为理由，坚持写明发上谕痛加驳斥，并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稿，送交慈禧。慈禧将它和董元醇的原折留下，不予发抄。慈禧召见载垣等人，载垣等怒形于色，说他们是“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并指出“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慈禧被气得面色青紫，两手颤抖，年幼的同治帝吓得直哭，把慈禧的衣服也尿湿了。慈安从中调停，劝双方“留着明日再说”。 [11] [145]
第二天清晨，慈禧没有传旨召见。载垣等以“搁车”相威胁，发下的折件，他们拒绝开视，说：“不定是谁来看。”到了中午，慈禧才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所拟谕旨发下照抄。载垣等要求钤用图章，慈禧也照办了。载垣等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载垣等以为，慈禧已经向他们屈服，不再把她放在心上。而慈禧则利用对方的麻痹，积极进行政变的准备。九月十八日，慈禧太后就在热河行宫让她的妹夫、咸丰帝的异母弟醇郡王奕譞草拟谕旨，准备回北京后发布。 [11]
根据奕䜣在热河时一同商定的日程，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梓宫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慈禧、慈安和同治帝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恭送梓宫上车后，就从小路先行，同行的有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肃顺则和奕䜣等随梓宫后发。赞襄政务王大臣中的三位核心人物——载垣、端华、肃顺，被巧妙地分割开了。 [11]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到达石槽，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二十九日，慈禧一行进德胜门回宫。三十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上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由于清朝从未有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沈兆霖、赵光便劝慈禧“准法前朝”太后临朝的先例，继而命廷臣集中商议，准予施行。 [179]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慈禧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早在热河就已经拟好的上谕，以不能尽心和议、阻挠咸丰帝回銮、反对太后垂帘等罪名，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令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接着，慈禧太后又以载垣、端华“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不久，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赐令自尽，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被革职。据说肃顺在临刑前曾叫嚷道：“再没有想到上了小娘们儿的当” [131]。之后，慈禧等决定改年号为同治，以翌年为同治元年。 [11]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同治帝奉两宫皇太后前往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奕䜣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 [11]此后持续二十年的“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正式形成。 [24]慈禧下棋图
两宫垂帘
短暂的“中兴”
主词条：同治中兴
慈禧与慈安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她在政治上清除“肃党”，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派奕䜣为议政王之外，又派奕譞掌管神机营，训练精兵。此外她根据奕䜣的建议，申谕中外臣工，要他们对朝廷的用人行政，如有所见，务当切实直陈，毋得稍存畏匿隐忍之见。这一时期，慈禧对奕䜣十分信任，而奕䜣之任事，则“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特达者，不为遥制”。因此，清廷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组织的地主武装湘军、淮军和楚勇等，勾结列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回民起义，使清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在统治集团内部，慈禧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海军、陆军，开办一些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加强清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11]
慈禧、慈安与奕䜣同心协力做出的这些政绩，被时人称为所谓的“同治中兴”。 [145]
随着慈禧地位的巩固，她和奕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11]同治四年（1865年）发生的“蔡寿祺事件”实质上揭开了慈禧与奕䜣争夺权力的序幕。 [145]同治三年（1864年）的奕䜣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四日，翰林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䜣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蔡寿祺所劾各款，大多无实据。他的折递上后，慈禧并未立即发下，而是作“留中”处理。据《越缦堂日记》记述，在奕䜣朝见时，慈禧对他说：“有人劾汝。”并把折子给奕䜣看。奕䜣不致谢，只是追问：“何人？”慈禧说：“蔡寿祺。”奕䜣失声喊道：“蔡寿祺非好人！”想要将其抓捕审讯。慈禧、慈安颇为愤怒，即日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等，想要以重罪处置奕䜣，但诸臣请求先行查明再定罪。随后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在内阁讨论，并召蔡寿祺追供，最后在初七日具折覆奏，认为蔡折所言没有实据，又说恭王如果严以律己，如何会屡屡招致非议，所以蔡折所列各项罪名未必是空穴来风。倭仁等人模棱两可的覆议折递上后，当即被慈禧召见。 [145]慈禧交给他们一份错字连篇的朱谕，指责奕䜣道：
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 [11]
在一通批判后，慈禧谕令革去他的一切差使。这道朱谕，经周祖培等人修改后，当日由内阁颁发。这种做法，遭致许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如在朱谕发布次日，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说：“恭亲王自从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曾听说有什么明显的劣迹，只是在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有诸多不检之处，终究没有让臣民共见共闻。而他被参劾的各款罪名，查办又无实据，如果马上将其罢斥，我私下担心传闻中外，议论纷纷，对朝廷用人行政，似有不小的关联。”于是请求“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当天，慈禧召见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三人，令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第二天在内阁会议，将惇王、蔡寿祺的奏折下发，并对文祥等表示，一切“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如果“君等固谓国家非王（奕䜣）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于是，北京城内盛传慈禧怒气已消，对奕䜣仍然信任。宫中甚至传说，恭亲王将再行辅政。但在会议之前，慈禧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万青藜、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人时，转而严厉批评奕䜣“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要求倭仁等“为我平治之”。等到召见后，倭仁等至内阁与王公大臣等会议，转述了慈禧的意见；文祥也转述了昨天慈禧召见时的谈话。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让诸臣相顾愕然，无所适从，不能成议。而初八、初九两天的召见都是由钟郡王奕詥领班，故双方都要钟郡王作证，奕詥竟说“（两种态度）固皆闻之”。于是诸臣议论纷纷，猜不透慈禧心意，只得定于三月十四日再议。 [11] [145]
三月十三日，醇郡王奕譞自东陵赶回北京，急上一疏为奕䜣求情，请求慈禧宽其既往，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慈禧将这一奏折也发交王大臣会议。十四日，王大臣等再次在内阁会议，仍然议论纷纭。倭仁按照前日慈禧的面谕，起草了一份疏稿，认为醇王等疏可置勿议。肃亲王隆懃等则赞同醇王的意见，写成另一疏稿，许多人表示赞同。倭仁不得不四次修改自己的疏稿。后来，军机大臣名列于倭仁折；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七十余人则署名于肃王折；都察院、宗人府别有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给事中谭钟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等均有折上呈。在诸臣为奕䜣鸣不平的同时，一些驻北京的外国使臣“亦询军机事所由”，表现出对奕䜣事件的关切。慈禧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遭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而且会引起外国的干涉。既然惩儆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顺水推舟，于十六日发布上谕：恭亲王奕䜣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慈禧颁布的这道上谕，虽然部分地恢复了恭亲王的职务，但是却没有让奕䜣进入军机处。因此，群臣仍诸多不服，不时有人上折，慈禧遂在四月十四日以奕䜣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理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议政王名目则不再恢复。因此，奕䜣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11] [145]
慈禧在实行垂帘听政之后，在许多情况下不能与臣工直接对话，而需要由太监转达，这样就使太监的地位显得愈来愈重要，其中最不知检束者为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安德海违反祖制、擅出宫禁，在未携带任何公文的情况下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行至山东之后，山东巡抚丁宝桢派人将安德海一行扣留，并急速派人至京师请旨。慈禧闻讯之下，惶骇无措，而慈安乃召奕䜣等人议之，决定将其就地诛杀。处死安德海在当时是很得人心的，丁宝桢因办理此案得力，成为一时风云人物。而在清廷内部，两宫之间芥蒂日深，慈禧迫于时论，不便公然为安德海开脱，但对慈安与奕䜣的处置深为不满。 [145]
同治十一年（1872年）秋，同治帝已经十七岁，理应册立皇后。在皇后人选的问题上，慈安倾向于户部尚书崇绮之女，而慈禧则执意立员外郎凤秀之女为后，于是由皇帝自行选择。结果皇帝同意了慈安的意见，立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后，选凤秀之女沙济富察氏为慧妃。亲生儿子不听自己的话，而听命于慈安，此事使慈禧十分生气，因此于婚后告诫同治帝说：“凤秀之女，屈为慧妃，宜加眷遇。皇后年少，不娴宫中礼节，勿常往其宫，致妨政务。”并且还命太监对皇帝的行踪予以监视。这种粗暴的干预，使同治帝非常苦恼，也更使他日益疏远慈禧。 [145]
撤帘与二次垂帘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 [11] [32]
同治帝亲政后仍难摆脱慈禧的干预。当时，慈禧为了享乐，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供其居住，同治帝也想趁此机会让太后离宫居住，以摆脱慈禧干预朝政，然而当时财政紧缺，圆明园又残毁严重，修复耗资甚巨，同治帝坚持开工，引起奕䜣等王公大臣多人反对。直到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光昭贪贿丑闻暴露后，同治帝迫不得已欲停修圆明园而改修三海，但表示要经慈禧同意之后，工程方可停止。而自七月中旬以来，以奕䜣为首的内外重臣，围绕园工问题与皇帝屡次争执，已引起同治帝反感。七、八月之间，同治帝不但数次斥责奕䜣，还要把奕䜣等十位满汉军机等要员均行革职，并准备召六部官员宣布此谕。两宫太后闻讯惶骇不已，急忙前往弘德殿，垂泪安慰奕䜣，撤销这一荒唐的上谕。同治帝反复无常，视国政为儿戏，慈禧对此负有较大的责任。 [145]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同治帝染病，御医诊断为天花。在慈禧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又由她批览裁定。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刻，同治帝死于养心殿东暖阁。戌刻，慈安、慈禧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奕誴、奕䜣、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二十余位王公大臣。慈禧首先发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却说：“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她选的这个人，就是奕譞的儿子，也是她和咸丰帝的侄子，年仅四岁的载湉。这个违背祖制的决定使与会诸臣都感到吃惊，奕譞更是“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慈禧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带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湉。初六日凌晨，载湉被拥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以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俗称光绪帝。慈安、慈禧又一次垂帘听政。 [11]在这次事件中，慈禧的果断决策说明了她在官廷斗争中手腕是较为高超的。 [145]中年慈禧画像
大权独揽
主词条：中法战争、甲申易枢
光绪帝登极之后，慈禧颇欲有所建树。她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笼络内外重臣，假以颜色，赐以珍物，要他们为自己效力，另一方面又颁布谕旨，要各地督抚克勤克俭，忠于职守，讲求吏治，以固结民心为本。然而，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势使慈禧过度操劳与紧张，最后在光绪六年（1880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初患上痢疾。这次她的病势沉重，根本无法处理政事，于是由慈安一人独自处理大小朝政。不善于摆布朝政大事的慈安，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最终在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猝然病逝于钟粹宫，年仅四十五岁。慈安死后，大病初愈的慈禧即刻召集相关大臣入宫，安排后事。有观点认为，慈安是被慈禧毒死的。后世研究指出，慈安本身就患有厥症（可能是脑血管疾病），因此其逝世是压力过大下的偶发事件，并不是短期下毒所致（具体解释参见慈安太后词条）。 [129-130] [145]从此，“政权尽归西宫”，慈禧“唯己独尊，以专执国政”，开始了近三十年的一宫“独尊”，总揽清王朝统治大权的局面。 [132]与慈禧两度垂帘的孝贞显皇后（慈安）
慈安暴亡后，奕䜣成为了阻碍慈禧专制的唯一“眼中钉”。早在同治中叶以后，受到慈禧猜忌和守旧派攻击的奕䜣时而被罢职，时而被训诫，动辄获咎，无所适从，已不敢放手做事。到了光绪初年，慈禧为了进一步牵制奕䜣，有意地在政治上扶持纵容清流派，更使其缩手缩脚，敛迹自全。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战争期间，清军接连受挫。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清流派中的活跃人物、日讲起居注官盛昱上书清廷，指斥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用人不当，在广西、云南的中法冲突中坐误事机，蒙蔽推诿，导致北宁失守，疆事败坏。慈禧抓住时机，在三月以奕䜣“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借口，免去他的一切职务，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四位军机大臣被全班罢免。 [11]这一事件被史家称为“甲申易枢”。 [145]
奕䜣等被罢免后，取而代之的是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等。军机处如遇紧要事件，则由奕譞会同“商办”，使得奕譞隐操行政大权。这些人之中，除阎敬铭以清白孚众望外，其余大多为昏庸贪卑之徒，其行政能力远不如以奕䜣为领班的原军机大臣，故时人认为此举是“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 [145]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清军败法军于镇南关（今友谊关），致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决意乘胜求和，下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