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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家学渊源
陆九渊像绍兴九年二月乙亥（1139年3月26日）辰时，陆九渊生于一个九世同居的封建世家，他的八世祖陆希声曾在唐昭宗时任宰相，五代末因避战乱迁居金溪，于是买田营生，富甲一方 [5]，成为地方上的豪门大族。金溪陆族经过几代变迁，到陆九渊出生时，家境衰败，只有10亩左右的菜田和一处药铺、一处塾馆。但即使这样，陆门仍保有宗族大家的风度。 [6]
陆氏有家学渊源，陆九渊的八世祖陆希声论著很多，高祖陆有程十分博学，遍阅群书。到陆九渊父亲陆贺这一代虽已家业衰落，只靠经营医药和教书授学来维持家计，但仍凭借良好的家风被乡人尊崇，曾经在家中推行《司马氏书仪》中所提的冠婚丧祭等礼仪。 [7]陆门家风整肃，闻名州里，甚至受到孝宗的称赞。 [6]
陆门治家依靠严格执行宗法伦理，同时，也靠家庭成员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各尽其能，各供其职。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从小耳濡目染，长大成人后亲自管家，这样的生活经历对于陆九渊形成对社会国家的参与意识起到了很大影响。 [6]
陆九渊出生时，其父因儿子多，打算让乡人收养，长兄陆九思的妻子刚好生有儿子，陆九思即令妻乳九渊，而将自己的儿子给别人奶喂。 [6]陆九渊后来侍兄嫂如侍父母。陆九渊自幼聪颖好学，喜欢究问根底，提出自己的见解。三四岁时，问其父天地如何穷尽，父笑而不答，他就日夜苦思冥想。长大后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说时，终于弄明白了其中奥妙。他初读《论语》，即对有子的话感到怀疑。到十三岁时，他已经得出“孔夫子的话简洁明了，有子的话凌乱而不成文”的读书心解。 [8-9]
居家讲学
乾道七年（1171年）秋，三十三岁的陆九渊以《易经》为主试内容，参加了科举考试。发解试合格后，于次年春赴行都临安参加礼部省试。省试时，陆九渊因《易》《论》《策》三卷“文意俱高”的答题，得到考官吕祖谦的叹赏，吕祖谦以丁内忧离去时，对赵汝愚、尤袤二人谆谆叮嘱：“最有学问的卷子必定出自江西陆子静，断不可错失这样的人才。” [6]
乾道八年（1172年），三十四岁的陆九渊考中进士，这时陆续有浙江学子前来拜访，弟子杨简便在这时投入门下。七月，陆九渊回到家乡金溪，因远近乡里慕名前来求学问道的人越来越多，他便把故居的东偏房槐堂辟为讲堂，正式开始授徒讲学。除了几次短暂的外出讲学访友，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槐堂的教书育人中度过。期间他任隆兴府靖安（今江西靖安县）主簿，后调建宁府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主簿，但俱未上任。 [6] [10]
仕途起落
淳熙九年（1182年）秋，因为侍从官的再次推荐，陆九渊被授予国子正的实职，于是他又一次来到行都临安，开始了新的讲学和政治生涯。 [10]上任之初，应酬频繁，几乎没有闲暇的时间，一向以治学为主的陆九渊对此并不喜欢，他对无谓的人事来往感到不适应。因此他很快投身于实际的工作中去，八月十七日，他即到太学讲课，首讲《春秋》六章。 [6]首章即以鲁宣公八年（前601年）“楚人灭舒寥”为题，开宗明义地说明他自己的华夷之分：“华夏夷狄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贵而夷狄贱。中国可贵的是它礼义之邦的文化传统。夷狄之所以‘贱’，是因为其不知礼义，而是靠野蛮的武力侵略，因此纵然‘盛强’，而最终礼义却将无所措置，这正是‘圣人之大忧’。”陆九渊的这番议论，包含了他对南宋当时政治形势的体会和感慨：面对朝廷上下一片文恬武嬉、收复失地的呼声日渐沉寂的局面，陆九渊的心里是深感忧虑的，他希望利用自己讲课的机会，向学生宣传华夏夷狄的区分、中国的可贵所在，借此鼓励学生的爱国情感，以图激发他们对收复失地的热情。 [6]
次年二月、七月、十一月，陆九渊又三次登上国学讲台，共讲了《春秋》十八章，继续他初讲中的华夷、礼义思想，精选有关章节，进一步阐明他所重视的“礼义”观点。认为，古代圣人制定各种礼乐、刑罚等制度，是为了维护天子为尊的道德秩序，维护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维护“礼义之邦”的伦理传统。 [6]
在太学任职一年三个月之后，淳熙十年（1183年）冬，陆九渊迁为敕局（敕令所）删定官，负责编写、修订、和管理朝廷诏令文告。 [10]在这里工作使陆九渊有机会了解到皇帝和朝廷对国家各方面事务的政策，以及各地官员治理地方的行为措施。 [6]
淳熙十一年（1184年），陆九渊迎来了面见孝宗奏对的机会。陆九渊十六岁时曾读三国、六朝史，有感于当时夷狄乱华，后又听长辈讲靖康之变，自少年读书便有复“二圣”之仇、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但却没有施展的时机。 [11]恰逢有机会面对孝宗这位“明主”，所以他写了五篇奏札，将自己的理想及对朝廷上下局势的政论见解向孝宗坦陈：第一札，讲君臣相处之道。他指出孝宗用人不专，多所猜忌，君臣之间不能上下一心，所以“临御二十年，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朝廷粉饰太平，而国家的外忧内患，百姓的安危祸福，收复失地的雪耻大计，却无人问津。因此陆九渊激励孝宗广求人才，立足兴邦大计； [6]第二札，陆九渊提出了为政或政道的根本原则，即要有求道之志。陆九渊崇尚上古三代的太平治世，而三代之治的核心在于“道”，知“道”才能明白人君的职责所在。他一开始奉承孝宗“独卓然有志于道”，从而激励其志气。但接着便指出只有身体力行地遵循“道”，才能最终收到所谓“治世”。因此他向孝宗进言道要坚持励精图治，以遂收复中原的“初志”；第三札，陆九渊专论知人的问题。开头就把知人列为天下第一等大事。并举管仲、韩信、陆逊、诸葛亮四人“当其困穷未遇之时”，却能为鲍叔、萧何、吕蒙、徐庶所知，又被齐桓公、汉高祖、孙权、刘备所用，终于成就大事业。所以他劝孝宗明知人之理，谙用人之道； [6]第四札，陆九渊坦陈了自己对施政之法、治事之度的见解。陆九渊心学的宗旨正是只要有求道之心，便会有求道之事。所以他劝告孝宗应早定志向，但他又主张不宜操之过急，应循序渐进。并举王安石骤变成法导致激烈反对的例子。因此他进言孝宗为政当“渐而不骤”，徐图渐治，才能恢复“三代之政”；第五札，陆九渊简洁明了地对孝宗论述为君之道。认为“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人主之职，在于知人用人，立求道经邦之志，而不是凡事亲历亲为，要之过详，这样做只会令上下推诿，互相牵制。 [6]孝宗虽然被他屡次追问得无言以答，也不禁赞叹甚多。 [12]朱熹也特意索札求观，并称赞说：“得闻至论，慰沃良深。其规模宏大，源流深远，岂腐儒鄙生所可窥测。”说明陆九渊这次轮对影响是很大的。轮对过后，陆九渊迁承奉郎，品衔从八品。 [6]
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九渊在朝中提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国“四君子汤”，得到孝宗赞许。同年，陆九渊转官宣义郎，拜将作监，但给事中王信因听闻陆九渊将揭发其为宰相爪牙，因此惧怕而上疏反驳对陆九渊的授职。十一月二十九日，陆九渊奉旨主管台州（今浙江临海）崇道观，他“但少展胸臆”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而是离开临安，结束了在朝生涯。但因这只是个管理道观的闲职，于是他便归江西象山书院（位于今江西省贵溪县）讲学，汇集了四方学者。 [6] [13]
治荆有绩
绍熙二年（1191年），陆九渊出知荆门军（辖今湖北荆门、当阳两县），当时荆门是南宋边地，处江汉之间，为四战之地，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实际防务极差，连城墙也没有。他“乃请于朝而城之”。经过一年左右的认真治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 [1]丞相周必大称赞说：荆门之政是陆九渊事事躬行的结果。 [14]
雪日端逝
绍熙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193年1月15日），陆九渊对亲近之人说：“先父教育我们兄弟二人要心怀天下，没想到我的抱负得不到施展就要离开人世了。”又对家人说：“我将死矣。”还对僚臣说：“我将告终。”适逢百姓纷纷祈祷下雪，第二天，雪果飘下。十二月十四日（1月18日），陆九渊沐浴更衣端坐，安然去世，享年五十四岁。棺殓时，官员百姓痛哭祭奠，满街满巷充塞着吊唁的人群。出殡时，送葬者多达数千人，归葬于金溪青田。 [1] [15]
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赐谥“文安”。 [1]
主要影响播报编辑
主要影响
政治
陆九渊立像陆九渊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面见孝宗时所献的五篇奏札中集中的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君臣之间应待之以诚、互无猜忌的相处之道；以求“道”为治事核心，以恢复上古“三代之治”为目标的政治理想；以及识人、知人的用人之道，治事法度的区分等，无不体现了他对当时上下局势的认识和其政治见解。 [6]
在陆九渊的思想里，夏商周时期的上古“三代之治”是人类政治的目标和理想。在他眼里，“三代”是大公至信、道义流行的美好时代：人人知礼义，天下为公，皆以自私为耻，社会安定和谐；君王则以恢复人的天性良知，维护礼义之道为己业；设置公卿百官是为了完成教化人民、维护礼义的责任；施用刑罚是为了征讨伤天害理之徒，达到天理道义的理想生活，陆九渊对“三代”的崇尚，反映了他对“道”政治上的心学理解。“三代”之所以淳美，是因为“道”流行于天下，天赋于人的本心没有被利欲所蒙蔽，他认为“三代”时的一切建制，都是为了维护“道”的流行，维持人的天理良知，从而使人处于纯善纯美的境界，这正是他追求的心学最高理想层次。这种“求道”“存道”、恢复“本心”的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就成为他对“三代”之政的向往，是心学理想在政治上的折射。 [6]
在政治思想上，陆九渊继承了先秦的“民本”思想，坚持“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陆九渊认为“天生民”而后“立之君”，“君”是由“民”产生的并来治理国家，所以“君”“张官置吏”都是为了“民”。如果不“厚民之生”，“反以病之”则君主就丧失了“张官置吏”的用意。陆九渊引用了《孟子·滕文公上》中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句来概括说，没有君主，就无法治理百姓；而没有了百姓，就不能养活君主。相比之下，民为本，君为末，“民”在政治活动中起到了根本的作用，既是国家的基石，又是国家的服务对象；而“君”只起到治理国家的作用。 [17]
陆九渊政治思想中还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他对地方胥吏的危害认识非常深刻，因而十分重视对官吏的治理。在金溪居住期间，他多次向地方长官如辛弃疾等人提出应对这些人严加防范。在陆九渊看来，恶政不绝就在于地方胥吏的为非作歹、欺下瞒上。陆九渊认为对于禁绝胥吏之害是为政的关键所在。他从自己道德提倡和修养方式的心学特点出发，提出了治理胥吏的方法。 [18]
陆九渊承认王安石英才盖世，不合流俗，但认为王安石学术上没有触及根本，不苟同其政治改革。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九渊在朝中提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国“四君子汤”，得到孝宗赞许。 [1]
绍熙二年（1191年）六月，陆九渊知荆门军，当时荆门的情况并不乐观：“自外视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于连年接送，实亦匾乏。簿书所当整顿，庐舍所当修葺，道路当治，田莱当辟，城郭当立，武备当修者不少。”到任当天，陆九渊立刻开始了繁忙的政务。 [17]
其一，整顿军备。荆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陆九渊赴荆时，金人就有“南牧”之意，上任伊始， [9]陆九渊深知到荆门虽是偏远小镇，但非常靠近宋金的边境，却无城墙所依恃。 [9]陆九渊经过多方核算、审计，多方筹措款项，调动义勇兵丁劳作，自己临场监督指挥，军民上下齐心协力，仅用二十天就把荆门用于防御的土城墙修筑起来。后来又在城墙外包砖块，城墙上面设置角台、敌楼、护险墙等。不仅速度快，而且耗费少，总共只花费了预算的六分之一。从此，荆门结束了长期有治无城的历史。 [9]同时，抓紧军事训练，加强操练检阅，提高军民的军事素质。 [19]据《陆九渊年谱》记载：“湖北诸郡军士多逃徙，视官府如传舍，不可禁止，缓急无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获之赏，重奔窜之刑。”他还举行阅兵活动，亲自参与骑射比赛，大大提高了荆门军人的战斗力。 [9]陆九渊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改善了军队的风纪。 [17]
其二，财政改革。荆门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商税，而当地以往沿途关卡林立，设“三道卡”：通道卡、税卡、查卡。 [9]官吏借机中饱私囊，以至商旅萧条，多绕道荆门而行，商税缩减。 [19]陆九渊到任后，立即“罢三门引”。贴出告示：命商人径直报税到务。又减除“正税援例”，即附加税，从而使手续简化、税值减轻。减免了关卡和手续，减小了官吏克扣税费的机会。 [9]于是商人间“私相转告，必由荆门”，当地税收大大增加。另外，荆门当时是边防小镇，为了防止铜钱流入金国，南宋政府禁止使用铜钱，改用铁钱。 [9]但百姓缴税时，却又要分纳铜钱，官府因此要百姓以会子来换购铜钱，并借收取利息的名义趁机盘剥。陆九渊认为这种做法扰民甚深，“断然因民之请而尽罢之”，废除这种做法。“又减钞钱、罢比较，不遣人诣县”，给民以便。于是陆九渊对荆门的币制进行了整顿。 [17]
其三，兴修文化。陆九渊上任后，他非常重视教育，即对郡学贡院、客馆官舍进行修葺，“众役并兴”，把基础设施修建整齐。 [17]荆门属古代楚国地区，当地民俗落后，拜神佛气氛浓厚，人们好祭神信巫，有正月十五元宵节设蘸求神赐福的习惯。 [9]陆九渊一改旧俗，在元宵节这天“会吏民，讲《尚书·洪范》‘敛福锡民’一章，以代醮事。”用这种教化人心的方式，取代以往带有神话色彩的祭祀典礼，当场“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晓然有感于中，或为之泣”，最终达到了教化人心的效果， [9]赢得百姓称道。 [19]
其四，率民抗灾。荆门春季多发旱灾，“诸乡皆有少损，而南乡颇甚”。陆九渊组织生产时，不曾长江、汉水三次暴涨，“所种之田，与蔬茄麻粟，皆为乌有”，水渍成灾，颗粒无收。为使百姓能够安全度过灾年，他想尽办法：“逐时发常平以赈之”，赈灾救民；再根据仓台指示，“趁时籴米”，以备明年春荒更大的赈济。并屡议出赏榜禁米舟下河，防止泄米外流，确保本军用粮。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军心，保障百姓的生活，把灾害损失降低最低。 [17]
其五，改善治安。当时荆门有三大祸患：逃兵、盗贼、恶讼。陆九渊上任后，相信民心，“易简”司法。他一反当时理案常规，公开向社会做出了随时听诉、订期审案的承诺。凡是告状的，不需繁琐的手续，只要直接到军治衙门向他面陈即可，他不分早晚，亲自处理。 [17]他断案既简又快且准，该处决的立即处决，轻微犯罪的从宽处理。同时，陆九渊注重基层自治作用，加强了群防群治队伍建设。他严申保甲之法，健全烟火保伍队，加强管理与考核，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维护治安的积极性，使奸徒盗贼无所隐蔽。 [9]这些举措解决了群众的许多实际苦难，起到了安抚民心的作用。 [9]经过陆九渊的苦心经营，荆门面貌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但在其上任的一年多以后，陆九渊卒于任上。 [17]
教育
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 [6]他热心于讲学授徒，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九渊归江西故里金溪，自号“象山翁”，讲学授徒，决心从增强民智做起。次年（1187年），陆九渊又在贵溪创办象山书院，每天早晨鸣鼓“揖升讲座”，从容授学。陆九渊当时名望已高。因此，每开讲席，学者群集，他在学宫内设讲席，贵贱老少都赶来听讲，“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讲授五年，求学者超过数千人。据《象山年谱》称，“从游之盛，未见有此”。 [1]就连当时已负盛名的理学家朱熹，都写信给陆九渊说：“闻象山垦辟架凿之功益有绪，来学者亦甚，恨不得一至其间观奇览胜”。 [6]
陆九渊的弟子遍布于江西、浙江两地。他在长期的讲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思想理论。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存心、养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他主张学以致用，其目的是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以挽救南宋王朝衰败的命运。在教育内容上，他把一般知识技能技巧，归纳为道、艺两大部分，主张以道为主，以艺为辅，认为只有通过对道的深入体会，才能达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目的。因此，要求人们在“心”上做功夫，以发现人心中的良知良能。陆象山的学生，最著名的是杨简、袁燮、舒璘、傅子云等，其中杨简进一步发挥了其心学。江西抚州是象山学派的重镇，明代陈献章、王守仁进一步发展心学。今南昌城内的象湖相传为陆九渊当年在南昌开坛讲学之处，“象湖”一名由其号（象山先生）而来。 [20]
同时陆九渊主张与其他书院风格截然不同。首先，陆九渊在教学上进行突破。不立学规，而是通过特别的教学方法和与学生互动交流的方法，直指学生的内心。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不是简单的接受知识，背诵先贤的文章，而是真正的理解思想内涵。陆九渊重视学生心灵的培养，让学生自己去感悟世界，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条条框框束缚学生。当时陆九渊的教育理念已经极为先进。 [21]
其次，陆九渊将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运用于教学之中，教学的目的不是使人获取知识，而是获得灵魂上的解放。陆九渊在孟子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发明本心”的修养功夫论，学习不是简单的向外探寻，向外学习，而是应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探寻本有的原善。而学习本身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只有不断的寻找“本心”，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 [21]
陆九渊题跋像再次，“收拾精神，涵养德性”是陆九渊基本的教学目的。“学之不明，人心之失其正”，学习要讲究“心”的纯正，而这种“正”的基础是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将思想品德启发放在教学的第一位。他针对当时学者沉溺于章句之学，志于声色利达，“良心善性蒙蔽”等弊病，高擎起“明理，立心，做人”的教学大旗，训迪后学。陆九渊并不排斥通过学习来取得功名，但是取得功名并不是根本目的，这也展现了其内心修为与处世相结合的教育理念。 [21]
最后，陆九渊的教育方式是一场教育的革命，其打破了以往将经学作为学习中心的地位。学习根本在于是学生有独立的思维，正确的判断标准，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必然显得极为重要。槐堂讲学期间陆九渊的“心即理”的心学逻辑体系以及“发现本心”的教育理念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以义利分辨志向，这是陆九渊在槐堂发明的最为切要的心学入门教法。而这种特殊的教学方式也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其独特的教育方法也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影响了书院，而书院教育又促进了心学的发展。当时槐堂吸引了大批的弟子，如：付梦泉、陈刚、包扬等，他们陆学在江西的传播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陆学很快冲出江西，在传播开来，更是对政治影响加强。 [21]
哲学
陆九渊是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祖，其主张“吾心即是宇宙”，“明心见性”，“心即是理”，重视持敬的内省工夫。即是所谓的“尊德性”，是“心学”的创始人；他受孟子思想的启发，其哲学思想接近程颢，偏重在心性的修养，用孟子“先立乎其大”、“心之官则思”，以及“求放心”等命题，来阐发二程理学中“心性”的层面，而与道德践履的思想趋于逻辑上的统一，这也就是陆九渊在理学中的理论贡献。 [8]陆九渊以道德主体为本体，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理性。他以直觉为本体，而认为这种本体虽超越于人的知识之上，却又不离人的知识。所以他强调尊德性，而又要以求知的手段充实本体，来作为德性的补充。 [23]他是南宋时期最富有个性的哲学思想家和文化教育家，在程朱理学集大成之际，他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最早发现了理学内化道路潜在的支离倾向和教条隐患，成功地开拓出一条自吾心上达宇宙的外化道路，为宋明新儒学思潮从朱子学到阳明学的心学转向创造了必要的学术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