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

历史沿革播报编辑

历史沿革

起源期

四大徽班进京

追溯京剧发展的过程,绕不开“进京”二字。每当有新的地方戏进京,往往会在京城里掀起新的“时尚潮流”,从昆曲、弋阳腔到秦腔,北京最受欢迎的唱腔总是一浪更比一浪强。而其中最强的一浪,就是“徽班进京”。 [27]

徽班,是以安徽籍(特别是安庆地区)艺人为主,兼唱二簧、昆曲、梆子、啰啰等腔的戏曲班社。开始多活动于皖、赣、江、浙诸省,尤其在扬州地区,更以“安庆色艺最优”(《扬州画舫录》)。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给高宗弘历祝寿,当时的闽浙总督伍拉纳联合江南管盐务的官员 [27],从扬州征调了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徽班入京,成为徽班进京的开始。当时的徽班演出的腔调比较复杂。有的是只演昆曲,有的是昆乱合演,也有的是只演乱弹。这三庆徽是当时南方戏剧中心扬州中最大、最好的戏班,应是一个昆乱兼演、而以乱弹为主的戏班 [27]。此后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安徽班相继进京。在演出过程中,六班逐步合并成为著名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 [36]

当时正是地方戏曲勃兴、花雅争胜的时期,一些新兴的地方剧种,如高腔(时称京腔)、秦腔等已先行流入北京。徽班在原来兼唱多种声腔戏的基础上,又合京、秦二腔,特别是吸收秦腔在剧目、声腔、表演各方面的精华,以充实自己,同时为适应北京观众多方面的需要和发挥各班演员的特长,逐渐形成了四大徽班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表现为:三庆的轴子(指三庆班以连演整本大戏见长),四喜的曲子(指四喜班以演唱昆曲戏著称),和春的把子(指和春班以擅演武戏取胜),春台的孩子(指春台班以童伶出色),出现了“四徽班各擅胜场”的局面(据《梦华琐簿》)。

嘉庆、道光年间,汉调(又称楚调)艺人进京,参加徽班演出。徽班又兼习楚调之长,为汇合二簧、西皮、昆、秦诸腔向京剧衍变奠定了基础。因此四大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在京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没有徽班进京献艺,就没有京剧的诞生。然而徽班更大的发展,以至于蜕变为一个新的剧种——京剧,还要在大批汉调艺人进京奏艺之后。徽班一开始所演并不是京剧,而是经过70年(1790年到1860年)的嬗变,才产生了这一新的剧种。 [29]

清末宣统二年(1910),四大徽班相继散落。 [36]

历年新年京剧晚会片头

孕育期

清初,京城戏曲舞台上盛行昆曲与京腔(青阳腔)。乾隆中叶后,昆曲渐而衰落,京腔兴盛取代昆曲一统京城舞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秦腔艺人魏长生由川进京。魏氏搭双庆班演出秦腔《滚楼》、《背娃进府》等剧。魏长生扮相俊美,嗓音甜润,唱腔委婉,做工细腻,一出《滚楼》即轰动京城。双庆班也因此被誉为“京都第一”。自此,京腔开始衰微,京腔六大名班之大成班、王府班、余庆班、裕庆班、萃庆班、保和班也无人过问,纷纷搭入秦腔班谋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以魏长生的表演有伤风化,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城演出,将魏长生逐出京城。 [6]京剧图片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继三庆班落脚京城后(班址位于韩家台胡同内),又有四喜、启秀、霓翠、春台、和春、三和、嵩祝、金钰、大景和等班,亦在大栅栏地区落脚演出。其中以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家名声最盛,故有“四大徽班”之称。 [6]

春台班进京时间,按汉调名家米应先于乾隆末年,在京曾担任春台班台柱时始,证明该班进京时间早于四喜和和春。春台班位于百顺胡同。 [6]

四喜班于嘉庆初来京。徽戏、昆曲兼演、尤以昆曲为著,故有“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哄传四喜班”之语。该班位于陕西巷内。 [6]

和春班于嘉庆八年(1804年)于李铁拐斜街组建。该班以武戏见长。道光十三年(1853年)解散。

“四大徽班”的演出剧目,表演风格,各有其长,故时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之誉。“四大徽班”除演唱徽调外,昆腔、吹腔、四平调、梆子腔亦用,可谓诸腔并奏。在表演艺术上广征博采吸取诸家剧种之长,融于徽戏之中。兼之演出阵容齐整,上演的剧目丰富,颇受京城观众欢迎。自魏长生被迫离京,秦腔不振,秦腔艺人为了生计,纷纷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两腔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过程中,徽班广泛取纳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和大量的剧本移植,为徽戏艺术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6-7]

京剧属皮黄剧种。湖北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皮黄”的发源地,进而首创“皮黄合奏”的汉剧(汉戏),清代称为“汉调”、“楚调”、“楚曲”。其后汉调艺人将汉剧的音乐、表演、剧目等带进徽班,形成了“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演出格局。在长期演出实践中,以西皮、二黄为特色的汉调与以吹腔、拨子为特色的徽调及昆曲、秦腔(梆子腔)、北方曲艺、民间音乐曲调等相融合,最终演变为京剧。京剧形成早期,湖北艺人米应先、余三胜、谭鑫培等都为这一剧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35]大破铜网阵 白玉堂

汉剧流行于湖北,其声腔中的二黄、西皮与徽戏有着血缘关系。在中国戏曲发展历史上,汉剧为京剧的形成作出过特殊的贡献 [28]。徽、汉二剧在进京前已有广泛的艺术交融。继乾隆末年,汉剧名家米应先进京后,道光年初(1821年),先后又有著名汉剧老生李六、王洪贵、余三胜,小生龙德云等入京,分别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米应先以唱关羽戏著称,三庆班主程长庚的红净戏,皆由米应先所授。李六以《醉写吓蛮书》《扫雪》见长;王洪贵则以《让成都》《击鼓骂曹》而享名;小生龙德云善演《辕门射戟》《黄鹤楼》等剧;余三胜噪音醇厚,唱腔优美,文武兼备,以演《定军山》《四郎探母》《当锏卖马》《碰碑》等老生剧目著称。汉剧演员搭入徽班后,将声腔曲调,表演技能,演出剧目溶于徽戏之中,使徽戏的唱腔板式日趋丰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区语音特点,而易于京人接受,逐渐改变了“徽班”以昆曲为主,兼唱秦腔、京腔的旧局面。之后徽班所唱的实际是徽调、汉调合流之后的声腔,它以汉调为主,又对昆曲、梆子等剧种加以吸收而形成,所以有了“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概括。汉调进京后,在剧目上产生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将此前演旦角戏为主的风气,扭转为流行老生戏。由于京剧形成的上述历史情状,所以道光中期,老生分为三派:汉派、徽派、京派,其代表人物分别是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这三人在京剧史上被称为前三鼎甲,又被称为老生前三杰。虽分三派,但汉派在徽班中占有明显优势;并且,在唱念之中夹有湖广音的情况,从余三胜、谭鑫培、余叔岩等人一直延承下来。 [5-6] [33]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各大名班,均为老生担任领班。徽、汉合流后,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簧调再次交流。徽、秦、汉的合流,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6]

形成期

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间(1840—1860),经徽戏、秦腔、汉调的合流,并借鉴吸收昆曲、京腔之长而形成了京剧。汉调演员来京后,把在京的昆腔、京腔、秦腔,甚至罗罗腔、柳枝腔、梆子腔以及民歌小调,都包容进来。 [27]其标志之一:曲调板式完备丰富,超越了徽、秦、汉三剧中的任何一种。唱腔由板腔体和曲牌体混合组成。声腔主要以二簧(也作“二黄”)、西皮为主;之二,行当大体完备;之三,形成了一批京剧剧目;之四,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为京剧形成初期的代表,时称“老生三杰”、“三鼎甲”即:“状元”张二奎、“榜眼”程长庚、“探花”余三胜。他们在演唱及表演风格上各俱特色,在创造京剧的主要腔调西皮、二簧上和京剧戏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语言特点的说白、字音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6]

第一代京剧演员中,尚有老生卢胜奎、薛印轩、张汝林、王九龄等;小生龙德云、徐小香;旦胡喜禄、罗巧福、梅巧玲;丑杨鸣玉、刘赶三;老旦郝兰田、谭志道;净朱大麻子、任花脸等,他们为丰富各个行当的声腔及表演艺术,均有独特创造。后任“四喜班”班主的梅巧玲,勇于突破青衣、花旦的严格分工旧规,为旦角的演唱艺术开辟了一条新路。 [6]

《同光名伶十三绝》是京剧史上的一幅名伶彩色剧装写真画,由晚清民间画师沈蓉圃绘制。他参照了清代中叶画师贺世魁所绘《京腔十三绝》戏曲人物画的形式,挑选了清同治、光绪年间(1860—1890)京剧舞台上享有盛名的十三位演员(程长庚、卢胜奎、张胜奎、杨月楼、谭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时小福、余紫云、朱莲芬、郝兰田、刘赶三、杨鸣玉),用工笔重彩把他们扮演的剧中人物描绘出来,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力。此画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由进化社朱复昌在书肆收购,经缩小影印问世,并附编《同光名伶十三绝传》一册。 [6]同光名伶十三绝

成熟期

1883年—1918年,京剧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代表人物为时称“老生后三杰”的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其中谭鑫培承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各家艺术之长,又经创造发展,将京剧艺术推进到新的成熟境界。谭在艺术实践中广征博采,从昆曲、梆子、大鼓及京剧青衣、花脸、老旦各行中借鉴,融于演唱之中,创造出独具演唱艺术风格的“谭派”,形成了“无腔不学谭”的局面。二十年代后的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等,均在宗“谭派”的基础上发展为各自不同的艺术流派。汪桂芬,艺宗程长庚,演唱雄劲沉郁,悲壮激昂,腔调朴实无华,有“虎啸龙吟”的评道。他因“仿程可以乱真”,故有“长庚再世”之誉。孙菊仙,18岁时选中武秀才,善唱京剧,常入票房演唱,36岁后投师程长庚。他噪音洪亮,高低自如。念白不拘于湖广音和中州韵,多用京音、京字,听来亲切自然。表演大方逼真,接近生活。“老生后三杰”师承各有侧重,艺术风格各异,从全面权衡,谭鑫培文武昆乱不挡,艺术造诣及对京剧的发展,远远超过汪、孙。光绪年间,谭鑫培被称为“伶界大王”,在剧界地位,如当年之程长庚。 [6]

咸丰十年(1861年)京剧始入宫廷演出。当年五月初六起至月末,分由三庆班、四喜班、双奎班及外班(京剧班)演出。光绪九年(1883年),慈禧五旬寿日,挑选张淇林、杨隆寿、鲍福山、彩福禄、严福喜等18人入宫当差,不仅演唱,且当京剧教习,向太监们传授技艺。自此,清宫掌管演出事务的机构“升平署”,每年均选著名艺人进宫当差,结止宣统三年(1911年),计有谭鑫培、杨月楼、孙菊仙、陈德霖、王楞仙、杨小楼、余玉琴、朱文英、王瑶卿、龚云甫、穆凤山、钱金福等生、旦、净、丑的名家150余人曾入宫。由于慈禧嗜好京剧,加之京剧名家频繁在宫中献艺,声势日强。同期,位于大栅地区的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中和园、文明园等戏园、日日有京剧演出,形成了京剧一统的局面。京剧成熟期,除“老生后三杰”外,生行:许荫棠、贾洪林;武生:俞菊笙、杨隆寿;净行:何佳山、黄润甫、金秀山、裘桂仙、刘永春等;小生:王楞仙、德珺如、陆华云;旦行:陈德霖、田桂凤、王瑶卿、朱文英;丑行:王长林、张黑、罗百岁、萧长华、郭春山。这一时期,旦角的崛起,形成了旦角与生角并驾齐驱之势。武生俞菊笙,开创了武生自立门户挑梁第一人,他被后人称为“武生鼻祖”。上述名家,在继承中有创新发展,演唱技艺日臻成熟,将京剧推向新的高度。 [6]

“京剧”这一称谓的出现,据现有资料,首见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七(1876年3月2日)上海出版的《申报》,此后“京剧”方作为剧种名称逐渐通行全国。 [27]

鼎盛期

1917年以来,京剧优秀演员大量涌现,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由成熟期发展到鼎盛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梅兰芳、余叔岩。 [6]京剧四大名旦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京剧旦角名伶评选。读者投票选举结果:梅兰芳以演《太真外传》,尚小云以演《摩登伽女》,程砚秋以演《红拂传》,荀慧生以演《丹青引》,荣获“四大名旦”。“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是京剧走向鼎盛的重要标志。他们创造出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形成了梅兰芳的端庄典雅,尚小云的俏丽刚健,程砚秋的深沉委婉,荀慧生的娇昵柔媚“四大流派”,开创了京剧舞台上以旦为主的格局。武生杨小楼在继俞菊笙、杨月楼之后,将京剧武生表演艺术发展到新高度,被誉为“国剧宗师”、“武生泰斗”。老生中的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马连良,20年代时称“四大须生”。同期的时慧宝、王凤卿、贯大元等也是生行中的优秀人才。30年代末、余、言、高先后退出舞台,马连良与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称之“四大须生”。女须生孟小冬,具有较高艺术造诣,颇有乃师余叔岩的艺术风范。 [6]

1936年秋,北京大、中学校爱好京剧者及广大观众给各报写信,倡议进行京剧童伶选举。时富连成社社长叶龙章与北平《立言报》社长金达志商妥,由该报发表通告,专门接待各界投票,逐日在报上发表投票数字,并约请“韵石社”几人来报社监督。规定投票日期为半月,到期查点票数中华戏曲学校和富连成社负责人及《实报》《实事白话报》《北京晚报》《戏剧报》亦派人当场查验票数。选举结果,富连成社李世芳得票约万张,当选“童伶主席”。生部冠军王金璐,亚军叶世长;旦角冠军毛世来,亚军宋德珠;净角冠军裘世戎,亚军赵德钰;丑角冠军詹世甫,亚军殷金振。选举结束后,于虎坊桥富连成社举行庆祝大会,并于当晚在鲜鱼口内华乐戏院举行加冕典礼,由李世芳、袁世海演出了《霸王别姬》。 [6]

童伶选举结束后,仍由《立言报》主持,选出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为“四小名旦”,“四小名旦”联袂于长安、新新两家戏院演出了《白蛇传》和《四五花洞》,以示祝贺。 [6]

流派纷呈,人才济济,是京剧鼎盛期的又一标志。这一时期除杨派(杨小楼),以旦角划分的梅派(梅兰芳)、尚派(尚小云)、程派(程砚秋)、荀派(荀慧生)外,旦角中还有筱派(筱翠花)及宋派(宋德珠)、张派(张君秋);老生行中的余派(余叔岩)、高派(高庆奎)、言派(言菊朋)、马派(马连良)、奚派(奚啸伯)、杨派(杨宝森)、新谭派(富英);净行中的金派(金少山)、侯派(侯喜瑞)、郝派(郝寿臣)以及50年代后产生的裘派(裘盛戎);小生行中的姜派(姜妙香)、叶派(叶盛兰);老旦行中的龚派(龚云甫)、李派(李多奎);丑行中的叶派(叶盛章)等。同期尚有众多京剧表演艺术家,如生行中的王凤卿、孟小冬、时慧宝、王又宸、李洪春、谭小培、李万春、李少春、高盛麟等;旦行中的阎岚秋、徐碧云、朱琴心、赵桐珊、雪艳琴、新艳秋、章遏云、金少梅、碧云霞、琴雪芳、王玉蓉、言慧珠、童芷苓、梁小鸾、吴素秋、赵燕侠、杜近芳、陈永玲等;小生中的金仲仁、茹富兰、程继先;丑行中的郭春山、慈瑞泉、马富禄、张春华等。于魁智京剧大师京剧大师

变动期

1937年,爆发“七七”抗战。不久,北平沦陷,戏曲活动全部停止。 [45]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以戏抗倭。1937年末,北平抗日情绪激昂,日伪当局竟妄图借举办以“支援皇军、捐献飞机”为名的大义务戏粉饰太平。程砚秋义正词严拒绝被邀请参演。 [60]1938年,梅兰芳抗战前在上海天蟾舞台进行最后一期演出,之后前往中国香港。 [62]同年春,梅剧团到达中国香港。在利舞台演出了一段时间后,剧团其他成员北返,梅兰芳留在了香港。 [61]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即沦陷。为避免被日本侵略者利用,梅兰芳毅然留起胡子、蓄须明志,并果断离开香港,辗转返回上海。梅兰芳回到上海后,汪伪政权得知消息,立即派人对其进行游说,邀请他担任团长,率领剧团演出,以此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梅兰芳再次以蓄须为由,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 [60]

新时期

1950年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成立,首任校长田汉。 [56]1951年春,首都梨园界京剧公会代表大会上,沈玉斌提议自筹资金创办戏曲学校获支持;同年4月,经北京市文教局批准,戏校董事会成立,梅兰芳任董事长,郝寿臣、沈玉斌任副董事长,萧长华等任咨询及董事,学校定名“北京艺培戏曲学校”;1952年该校(私立)开办,郝寿臣为首任校长;1953年政府接办,兴建校所后更名为北京市戏曲学校。 [58]

1955年,北京京剧团成立,为剧院核心前身;1963年,北京市京剧团正式成立。1979年,上述两团合并,正式定名为北京京剧院;1986年,北京实验京剧团并入该院。剧院的流派创始人和奠基人包括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 [57]20世纪80年代后期,戏曲市场冷清,戏票滞销难赠,绝大多数院团越演越亏。许多县市国营专业戏曲院团或被撤销,或“转向”为歌舞剧团,不少剧种仅存“天下第一团”,衰亡态势加剧。 [59]

2010年11月16日京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文化特征播报编辑

文化特征

综述

京剧较擅长于表现历史题材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故事大多取自历史演义和小说话本。既有整本的大戏,也有大量的折子戏,此外还有一些连接台本戏。 [16]

表现手法

京剧表演的四种艺术手法:唱、念、做、打,也是京剧表演四项基本功。

唱指歌唱,念指具有音乐性的念白,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歌”,做指舞蹈化的形体动作,打指武打和翻跌的技艺,二者相互结合,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舞”。

戏曲演员从小就要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训练,虽然有的演员擅长唱功(唱功老生),有的行当以做功(花旦)为主,有的以武打为主(武净)。但是要求每一个演员必须有过硬的唱、念、做、打四种基本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京剧的艺术特色。更好地表现和刻画戏中的各种人物形象。

京剧有唱,有舞,有对白,有武打,有各种象征性的动作,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艺术。 [6]

京剧五法是戏班对演员口、手、眼、身、步五种表演技巧的统称,演员对这五种技巧的娴熟运用是京剧表演的重要基础。 [50]

口法为五法之首,要求演员在舞台表演中,不仅唱得动听、念得清脆上口,口形还需给观众以美感,且不同角色需运用不同口形。 [50]

手法指京剧演员具有固定程式的手姿与动作,“云手”是常用程式动作,通过双手、双臂的协调动作构成舞蹈化姿态,用以表现人物精神气度,且不同行当、不同性格的人物,“云手”手势各有不同。 [50]

眼法是演员通过眼睛表现人物情感与情绪变化的技巧,可展现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痴、傻、呆等状态,由前辈表演艺术家创造并代代相传。 [50]

身法是五法的枢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功能主要包括起、落、进、退、侧、反、收、纵八种姿势,演员的每一个身段、动作都与这八种姿势相关,身段表演在诸多剧目中占据关键地位,如梅兰芳在《贵妃醉酒》中通过“卧鱼”身段,展现杨贵妃酒醉后的复杂心态。 [50]

步法泛指演员在舞台上举足、迈步的规律与程式,主要指“台步”,即演员在舞台上走路的艺术化步伐。根据剧中人物的性别、年龄、身份及规定情景的不同,台步分为云步、蹉步、醉步、跪步等多种。 [50]

行当分类

京剧行当的划分,除依据人物的自然属性(性别、年龄)和社会属性(身份、职业)外,主要是按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分类。京剧班社旧有“七行七科”之说:七行即生行、旦行(亦称占行)、净行、丑行、杂行、武行、流行。京剧行当

京剧舞台上的一切都不是按照生活里的原貌出现的。京剧舞台上的角色也不是按照生活当中人的本来面貌出现的,而是根据所扮演角色的性别、性格、年龄、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等

Peking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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