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

历史沿革播报编辑

历史沿革

民国十八年（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这被认为是三星堆遗址的最早发现。 [4]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华西大学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亦有记作D.C.Graham [31]）、林铭钧 [47]教授等确定月亮湾出土的玉器为先秦之物，并将大部分玉器收归华西大学博物馆。 [35]

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在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与华西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到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和摄影。 [31]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馆员林铭钧等 [31]，在时任广汉县县长罗雨苍主持下 [35]，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试掘 [2] [31]，出土器物由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 [31]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三星堆科学考古。 [6]

葛维汉教授（右一）与担任此次发掘副领队的林铭钧先生（左一）

1951年，由四川省博物馆杨有润、张盛装组成的调查小组恢复了对月亮湾一带的考古调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四川省组织的专家首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 [35]

1953年，为修建天成铁路保护文物古迹，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教授率人专程前往广汉月亮湾遗址调查。 [31]

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王家祐、江甸潮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调查，除调查月亮湾及鸭子河一带外，还调查了与三星堆遗址有关的新繁水观音遗址。 [35]调查期间，王家祐等人动员燕氏家人将保存的玉石器捐献给了国家。 [31]

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对月亮湾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 [31]

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主持下，由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对月亮湾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古蜀文化遗存。 [31]

1976年，三星堆遗址点附近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发现一座坑类遗迹，出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1件、玉戚1件、玉刀1件、玉矛1件，分别为商代晚期后段及可能是三星堆遗址三期的作品。 [30]

1980年，当地砖厂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挖出大量陶片和石器，四川省文管会立即派人考察，并派出考古工作队进驻三星堆，开始对这一古蜀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31]

1980年5月，四川省博物馆王有鹏与广汉文化馆敖天照主持了三星村三星堆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发掘面积125平方米，出土了许多陶石器标本。为此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正式发掘。 [35]

1980年11月26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组成联合发掘组对三星堆遗址第Ⅰ发掘区进行正式发掘。发掘工作至1981年5月25日结束。发掘1100平方米，发现房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以及大量陶器、玉器、石器等。通过这次发掘，大体认识和了解三星堆遗址出土物的特征和古蜀人居住房子的结构及葬式。为此将该遗址正式定名为“三星堆文化”。 [35]

1981年4月23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空军司令部两次出动直升机对发掘出的房屋遗址、墓葬、灰坑等进行总体的空中拍摄，这是中国考古发掘史上利用航空器材对考古遗址进行拍摄的首例。 [35]

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三星堆遗址列为重点考古发掘项目。 [31]同年4月，由陈显丹、敖兴全在三星堆堆子的南部主持了一次小规模发掘。这次发掘发现了不少的动物牙齿和禽类骨骸。 [35]同年7月，在陈显丹、陈德安的主持下对南兴乡的真武村、王家院子、三星乡的仁胜村等处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三星堆文化的遗存分布已延伸到南兴乡以外的三星乡，其分布远远超出过去所掌握的范围。 [35]

1984年，考古工作队在三星堆北面真武宫西泉坎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石器，发现了石器生产加工作坊遗址，并发现了城墙，对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与面积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31]

1985年，对三星堆北侧又进行了发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陶器与石器。 [31]

1986年3月，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在三个月内，发掘53个探方，总面积1325平方米，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出土大量陶器、玉石器。 [5]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古蜀文化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两千年的延续从未间断过，为分期提供了科学的重要佐证。 [31]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发掘现场

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在第二发掘区取土时发现祭祀坑，挖出玉石器，并上报考古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联合发掘祭祀坑，编号为一号坑。出土铜、金、玉、琥珀、石、陶等器物共420件，象牙13根。 [25]发掘工作至同年8月14日结束。 [35]

1986年8月14日，在结束一号祭祀坑发掘的当日，砖厂工人又在一号祭祀坑的东南约30米处取土中，挖开二号祭祀坑南角，暴露出铜头像一件。陈德安、陈显丹二人闻讯后即保护现场，一方面组织抢救发掘准备工作，一方面向主管部门汇报。同年8月20日开始二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9月17日结束野外发掘。 [35]

1987年，三星堆遗址月亮湾燕家院子以东约400米处的仓包包发现一座坑类遗存，出土铜牌饰3件、玉环8件、玉箍形器1件、玉凿1件、石璧11件、石纺轮形器10件、石斧3件、石琮1件。分属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3件铜牌饰）、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遗存（石璧与石纺轮形器）、具有商代晚期特征的遗存（玉环）等。 [30]

1988年10月至1989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分布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南部的“土堆”“土埂”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试掘工作，证实和确认三星堆的“土堆”和“土埂”均系人工夯筑堆积的土墙。 [35]

1989年至1995年，三星堆工作站先后6次对三星堆外“土埂”进行试掘，弄清其为人工修筑的城墙性质，划定了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范围。 [4]

1989年至2017年发现三星堆遗址大城城墙，以及三星堆城址内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大城城墙修建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局部地段沿用至三星堆遗址四期。仓包包小城修筑于三星堆遗址三期。 [30]

1990年1月，通过对东城墙局部发掘，对三星堆古城的始筑年代和夯筑方法等有了进一步了解。 [31]

1990年5月12日，由四川省政府牵头，以四川省文化厅出资40万元及四川省防洪部门、四川省国土局、四川省建委及广汉市人民政府共同投资修建的三星堆遗址防洪大堤竣工。这项工程既保护了遗址，也保护了土地的流失，又成为广汉市通向三星堆博物馆的主要干线。 [35]

1991年12月至1992年5月，四川省考古所对三星堆遗址西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发现大量的柱洞和其他建筑遗址。 [35]

1994年11月至1995年1月，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遗址南边的麦家院子龙背、胡家院子的竹林、三星村公所侧、东岳庙四个点，自西向东进行了试掘，发现这里的土埂亦是人工夯筑的城墙，最宽处达28米，主体宽约20米，初步确定，这条土埂是三星堆古城的最南端的城墙。现残存长度为1050米。 [35]

1996年10月，中日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环境考古调查工作。 [31]

1997年11月至1998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仁胜砖厂墓地进行发掘。此次发掘面积934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8座，发现了大量玉石器，其中具有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发现，引起研究者对三星堆玉石器的文化渊源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25] [35]

1999年1月至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处的城墙进行发掘，发现大盘龙山时期的房址压在 下面，同时发现良渚文化类型的玉琮及早期墓葬，这些发现为研究长江文明的起源和三星堆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35]

2005年3月至4月，在青关山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发掘面积750平方米（含西城墙水门）。 [25]在青关山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台基

2012年至2015年，三星堆考古发现青关山大型房屋基址以及多段城墙重要文化遗存，三星堆古城城墙合围。 [4]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城墙拐角处和西城墙北段内侧地点进行了发掘，确认了月亮湾小城南城墙东端和三星堆小城东城墙的存在，在西城墙北段内侧古河道边首次发现了三星堆二期“河边祭祀区”或“河边祭祀垃圾倾倒区”。 [25]

2019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广汉市文物管理所开始对联合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计划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 [36]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遗址祭祀坑。 [6]

2022年至2024年，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与玉石器生产加工相关的遗存，经专家初步判断为玉石器“生产车间”，年代为商代中期，距今约3500年至3400年，比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更早。 [33]

截至2024年6月16日，3号到8号祭祀坑已出土有编号文物近13000件，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不到20000平方米，占整个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一左右。 [15]

遗址特点播报编辑

遗址特点

三星堆遗址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和马牧河两岸的脊背形台地上。经过多年的调查，公布范围已基本清楚：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分布最集中、堆积最丰富的地点有仁胜、真武、三星、回龙四村。城址主要分布在真武、三星两村，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布局，现存面积2.6平方公里，是以城堰和河流互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东城墙和西城墙横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城墙长1800余米，北偏东12°；西城墙被鸭子河水冲刷毁坏，残存800余米，北偏东25°。南城墙筑在马牧河几字形弯道上，长约210余米。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是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 [2]

广汉三星堆遗址平面图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三星堆遗址遗迹点分布三星堆遗址平面分布

文化遗存分期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主要有四个时期： [9]

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遗存距今约4500年—36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约当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重要遗迹有月亮湾、三星堆地点房屋建筑遗迹以及仁胜村遗址等。主要遗物有玉器和陶器两大类，其中，玉器有玉锥形器、螺旋形器等，陶器有平底或小圈足的盆、罐、壶等，花边口沿器占一定比例。 [9]

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600年—3300年（约当商代前期），重要遗迹有月亮湾、青关山等地点大型建筑遗迹及祭祀遗存，以及真武宫等地点城墙。主要遗物有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类，其中，青铜器有铜牌饰、铜铃等，玉器有璧、凿等，陶器有敛口圈足瓮、平底罐、高柄豆、深腹罐、高圈足盘、尊形器、盉、鸟头柄器等。 [9]

三星堆遗址三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300年—3100年（约当商代后期），重要遗迹有仓包包城墙、青关山等地点大型建筑遗迹和三星堆地点祭遗存。主要遗物有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器等类，其中，青铜器有尊、罍、大立人像、神树、人头像、面具、神坛等，金器有面具、金杖等，玉器有璋、戈、璧、琮等，陶器有三足炊器、高领瓮、觚形器、高柄豆、厚唇侈口缸、矮领瓮、鸟头柄器、盉、平底罐等。 [9]三星堆作为与商朝晚期殷墟同期的遗址，青铜技术来自商王朝，水平略低，却用独特的美学震撼了三千年后的人们。 [44]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100年—2900年（商末至西周前期），重要遗迹有西城墙、青关山城墙等。主要遗物有陶小平底罐、高柄豆、薄胎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高领罐（壶）、矮圈足罐等。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遗址形成年代与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是有区别的，遗址年代漫长且文化面貌不断变化，祭祀坑的埋藏年代经科学测定约当商代末期，考古学家认为祭祀坑内遗物应该稍早，推测为距今3300年一3100年。 [9]晚商时期，中国青铜时代进入鼎盛期。无论中央王朝的殷墟，还是周边地区，都沉迷于铸造铜器。远在成都平原蛮荒之地的三星堆聚落，都要将如此多的资源投入其中。以至于有学者推测，或许正是在青铜器制造上的过度消耗，导致三星堆聚落最终不堪重负而崩溃。 [44]

2024年12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包括“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在内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三星堆遗址北部月亮湾台地新发现玉石器作坊、人工土台以及建筑基址各1处。玉石器作坊位于月亮湾台地中部，面积超1000平方米，发现成堆存放的石料、坯料坑、废料堆积以及成品石斧坑等，出土包括玉人像、玉牙璋、石琮、石斗笠状器、石蛇在内的20余种玉石器，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550年至前1250年。

三星堆出土玉器和石器

人工土台位于玉石器作坊以南，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堆筑方式为“斜坡堆筑”。人工土台可分为三级，表面发现1座复合式“木（竹）骨泥墙”建筑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已清理部分的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房址基槽内填充陶板状器。考古勘探发现，遗址东部仓包包小城及南部台地存在大型水网、东水门和东北水门，年代均不晚于商代中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16家单位同步推进三星堆出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完成祭祀区出土金面具、鸟形金饰等4062件珍贵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同时对铜器铸造工艺和产地进行研究，发现了国内最早使用铜器芯撑技术的实例。

玉石器作坊、建筑基址、大型水网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三星堆城址布局与功能分区的认识，出土文物显示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存在密切的互动与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41]

文物遗存播报编辑

文物遗存

重要遗迹

西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高台地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00米，顶宽约10～30米，底宽约35～50米，高约3～6米。在城墙的中部和北部各有一宽约20余米的缺口，将西城墙分为北、中、南3段，其中中段南端在缺口处向东拐折延伸约40米，与中段北段略成垂直相接。根据局部试掘情况结合从北端鸭子河和南端马牧河冲刷暴露出的城墙剖面及夯土内包含物分析，西城墙的结构、体量、夯筑方法和年代与南城墙及东城墙相近。 [10] [51]

月亮湾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的月亮湾台地东缘，按走向可分南北两段，北段为东北—西南走向，南段略向东折，基本上呈正南北走向，整条城墙与西城墙北段基本平行。城墙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50米，顶宽约20米左右，高2.4～5米。北端底宽约30～45米，中段有拐折，夹角为148度，北端为32度，南端成正南北走向。城墙南段较高，被农耕平整较甚，宽度达80米。城墙东（外）侧有壕沟，壕沟宽度40～55米。在发掘的断面处，壕沟距地表深3.5米，壕沟沟口距沟底深2.95米。 [10] [51]

西城墙(5张)

月亮湾城墙(5张)

青关山遗址城墙（北城墙）(2张)

南城墙(3张)

东城墙(5张)

仓包包城墙(3张)

李家院子城墙(1张)

真武宫城墙(1张)

祭祀区位于三星堆城墙外侧并与之平行，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截至2022年，在祭祀区内发现8座长方形“祭祀坑”（含1986年发掘的K1和K2）、2座矩形沟槽、1座大型建筑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存。 [29]

K1、K2（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两坑相距25米，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两坑坑室走向一致，均为东北——西南走向，坑口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壁整齐，填土经夯打。 [10]

K3至K8这6座“祭祀坑”均直接开口于唐宋时期地层下，其中K6打破K7。结合上述层位关系、出土器物以及碳十四测年结果初步判断，K3、K4、K7和K8的年代为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大致相当于晚商殷墟四期，K5和K6年代稍晚。 [29]

K1（一号祭祀坑）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米，深1.46～1.64米，坑口三面各有一条宽约1米，长0.34（残）～3.85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二号坑不带坑道，坑口长5.3米，宽2.2～2.3米，深1.4～1.68米。坑室内器物均分层放置，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葬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部分青铜器、头像及面具有的口部涂朱、眼部描黑现象。一号坑共出土各类器物567件，其中青铜制品178件，黄金制品4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骨器10件（雕云雷纹），完整陶器39件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 [10]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8座祭祀坑平面分布图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平面示意图出土文物出土文物出土文物出土文物出土文物

K2（二号祭祀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合残片和残件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片），玉器486件，石器15件，绿松石3件，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象牙器4件，虎牙3件，海贝4600枚。 [10]

两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群、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两坑出土器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 [10]

K3至K8“祭祀坑”的平面近长方形，面积最大的近20平方米，面积最小者仅3.5平方米。“祭祀坑”的方向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各坑上部均有厚薄不同的填土，堆积状况各有不同。K5和K6的埋藏堆积相对简单，在填土之下只有一层埋藏文物，其他坑的埋藏文物为象牙层和铜器、玉器等器物层，K3、K4和K8在填土和象牙之间另有灰烬堆积。 [29]

一号祭祀坑(5张)

二号祭祀坑(5张)

三号祭祀坑(3张)

四号祭祀坑(2张)

五号祭祀坑(3张)

六号祭祀坑(2张)

七号祭祀坑(2张)

八号祭祀坑(3张)

真武仓包包祭祀坑(2张)

燕家院子玉石器坑(4张)

广汉三星堆遗址五号祭祀坑出土象牙雕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拍摄时间：2021年3月8日）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拍摄时间：2021年9月8日）广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