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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其祖父沈宏富是汉族，祖母刘氏是苗族，母亲黄素英是土家族。 [26]
1915年2月，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城外第一初级小学（今文昌阁小学）。念到1917年时，沈从文想去当地举办的军事学校。家里同意了。 [64]
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0年底，沈从文到芷江投靠舅舅，谋到一个税员的工作。这时，父亲逃难在关外，大哥前去寻找。母亲在家乡凤凰无所依靠，于是变卖房产，带着九妹来到芷江，与沈从文同住。卖房所余的三千块银元，全部交沈从文保管，不幸被他一个心爱的白脸姑娘的弟弟骗走了近半。沈从文自觉没有颜面，悄然出走常德，后辗转来到了保靖，在“湘西王”陈渠珍手下做书记官。 [23]
1922年，沈从文脱下军装，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可是仅受过小学教育，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就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 [1]
1925年1月，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遥夜》，诉说自己在北大的困窘与坚持，引起北大知名教授林宰平的注意。林教授不仅撰文赞扬沈从文是“天才少年”，而且主动约见，给予诸多鼓励与帮助。
1925年3月20日，困居“窄而霉小斋”的沈从文在《燕大月报》上发表了散文《市集》，这是其三个月前开始发表作品以来，首次显露在后来才完全成熟的湘西风格的作品。 [65]
1925年9月，沈从文前往松树胡同七号拜访徐志摩。此前，沈从文因喜欢徐志摩的散文，通过信。这次见面相谈，二人结为好友。同年10月1日，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在当天发表的《我为什么来办 我想怎么办》一文中，徐志摩将沈从文与胡适、闻一多、郁达夫等人一起列为约稿作者。 [37]
1927年夏，沈从文的母亲为躲避战乱，也为了治病，带着沈从文最小的妹妹——九妹离开湘西老家，来到北京，跟随沈从文生活，三人租住汉园公寓。 [23]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
1930年后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1931年至1933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文学院讲师。
1931年1月武汉大学放寒假，沈从文回到上海，暂住在虹口区北四川路北京路转角“中国信托公司”四楼——清华同学会寄宿舍（这座房屋建于1921年，原名沙美大厦，今北京东路190号）。 [89]
1931年1月17日早晨9点钟许，胡也频走出万宜坊，辗转乘电车、步行，赶到了沙美大厦四楼，时间已到了11点钟。沈从文在宿舍里听到四楼甬道里响起橐橐橐的皮鞋声。他头一天夜晚还请胡也频和丁玲（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儿子）到卡尔登影戏院（在派克路静安寺路口，今黄河路、南京西路口）看过一场电影《生命》。 [89]
胡也频这天中午见到沈从文，除了说明写挽联的事情，还和沈从文讨论了左联等事情。胡也频已经被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将要赴江西中央苏区去开会。丁玲因为要照料孩子，不能与丈夫同行。12点30分过后，胡也频向沈从文借了六块大洋，与沈从文一同下楼，走上北四川路，向南走。在正在装修门面的惠罗公司门前，胡也频和沈从文分手了。胡也频进入惠罗公司买了一块白布，装在黑布包里，夹在肋窝，走出公司。忽然想起他应该马上去东方旅社参加秘密会议，遂迅速往三马路222号赶过去。 [89]
沈从文中午在四马路边的一个饭店与一个中国公学原来的同事储先生吃午餐。3点左右，沈从文与储先生分手，往法租界赶去，因为他心里惦记着朋友胡也频嘱托的事情（用毛笔蘸着黑色墨水写挽联）。沈从文走到万宜坊六十某号，见房东家里正在预备第二天为儿子做斋开吊的景象。躲在楼上一个房间里的丁玲见到沈从文来了，而胡也频没有回来，有些惊讶。 [89]
沈从文发现胡也频还没有回家，预感到胡也频可能去开会的时候出了事故，微笑着对丁玲说：“他约好我来写挽联，他这时还不回来，莫非路上被狗咬了？” [89]
丁玲安慰自己也安慰沈从文地说：“不碍事！他身上并没有带什么东西。” [89]
17日晚上，沈从文吃过晚饭，再次去万宜坊，知道胡也频仍没有回家。丁玲要求沈从文帮她照顾儿子，自己跑出去打听消息。 [89]
丁玲外出大约一个半钟头后才回来，没有打听到胡也频的消息，开始焦急起来。沈从文和丁玲估计胡也频出事了。事实上，胡也频、柔石等人17日下午在东方旅社被特务们抓去了。 [89]
丁玲、沈从文从此展开了营救胡也频出狱的事情。曾经在寒冷的天气里，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牢房探望胡也频，见上了一面。 [89]
1931年2月7日深夜，胡也频、柔石等23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的荒草地上被枪决。执行人事先在旁边挖了深坑，将尸体就地掩埋。 [89]
1931年3月21日，沈从文冒着巨大的风险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从上海乘船，25日到汉口。两个作家买到了去长沙的小火轮的票后，趁等候的时间，与在武汉大学教书的陈源及其妻子凌叔华同游东湖，丁玲抱着儿子与大家一起合影。从长沙到常德是坐公路客运班车，于3月30日到常德。丁玲将她出生约4个月的儿子交给母亲蒋慕唐（原名余曼贞）抚养。3天后，于4月2日早晨，丁玲与沈从文一起离开常德，乘车到长沙。4月2日夜，两人乘火车前往汉口；4月4日到汉口。逗留两天。4月6日乘船离汉。回上海的日子是4月10日。 [89]
1932年5月23日，沈从文散文集《记胡也频》由光华书局出版。在该书《附志》里，沈从文暗示本书是为纪念胡也频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而作。 [91]
1932年9月初，巴金到青岛住了一个星期，沈从文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巴金住，以便巴金安静地写小说。 [90]
1933年5月14日，丁玲女士失踪与被捕的消息在上海滩各报刊先后披露。作为丁玲的好友，身处青岛大学的沈从文此时并没有沉默，他先后写了《丁玲女士失踪》（创作于5月25日，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八十四期）、《丁玲女士被捕》（创作于6月4日，原载《独立评论》第五十二、五十三期合刊），为丁玲的遭遇大声疾呼，猛力抨击国民政府对作家的这种措施：“对于作家秘密逮捕秘密解决的手段，不是一个明智的手段。作家没有一个兵，又没有什么党，他既只是用笔造成他的罪过在前，似乎也只能用笔写些什么抗议于后”。当传言丁玲遇害之后，沈从文写下了《记丁玲女士》，分二十一节连载于1933年7月24日至12月18日的《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九至第五十期）。 [88]
1933年8月，沈从文完成了国立山大暑假学校的工作，接受了杨振声抛来的橄榄枝——去北平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月薪一百五十元。 [44]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办婚礼。 [28]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 [80]
1934年1月7日，《边城》还没写完的沈从文，由于母亲病重，自北平出发回湘西凤凰。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他先是从北平坐火车到武汉，由武汉转车到长沙，再转车到常德，到桃源。在桃源沿沅水乘小船上行，行程8天，到达浦市，再改由陆路回凤凰。在长达25天的旅程中，沈从文给新婚不久的妻子张兆和写了34封信，这些信后来被编辑成一本书——《湘行书简》。 [39]
1934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1935年1月，为“读经事件由提倡进于实行”的态势所激，沈从文撰文《论读经》，说：“提倡读经救不了中国。至于虐待小孩子，强迫他们读经，想把历史倒回去，玩这一套老把戏，更不是救中国的方法。” [42]
1935年6月的《青年界》上发表沈从文《我年轻时读什么书》。 [43]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逝世，当天下午沈从文在北平杨振声家中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对鲁迅逝世发表感想。 [30]
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署名炯之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引发了一场关于“差不多”问题的争论。 [42]
1937年1月，沈从文与萧乾的文论合集《废邮存底》由巴金编入“文学丛刊”第四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甲辑是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十四篇，乙辑是萧乾的一组《答辞》。 [42]
1937年6月，沈从文以张兆和的堂哥张璋的事迹创作了一篇小说《大阮和小阮》，在《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 [32]
1937年沈从文发表作品二十余篇，均写于卢沟桥事变以前。 [42]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18日左右，沈从文躲进德胜门内的国祥胡同的那王府后院暂避兵燹。7月28日北平沦陷。8月11日晚，沈从文接到民国教育部的秘密通知，第二天一早随北大、清华的教师匆匆撤离了北平。 [60]8月12日—21日沈从文与杨振声等文化界人士经天津、烟台等乘船辗转南下，在潍坊赶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8月21日深夜时分到达济南，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帮他们预订了旅馆，在济南待了两天。 [47]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0年4月发表的《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中，沈从文提到：与“五四精神”相反的是“腐化与市侩化”，作家应该在精神上“保留‘五四’运动初期作家那点天真和勇敢”。在同年5月4日发表的《“五四”二十一年》中，他明确提出：“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在同一天发表的《文运的重建》中，他作了进一步阐释：“五四精神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学言，即大无畏的高谈革命之外，还用天真和勇敢的热情去尝试。幼稚，无妨，受攻袭，也无妨，失败，更不在乎。”同年8月，发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将政治与文学相结合而产生的问题作为批评重点，将由政客蓄养的作家斥为“打手”，批判其“望风承旨”“趋时讨功”的丑陋嘴脸。 [34]
1941年5月2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上以《短篇小说》为题发表的演讲，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他理想中的“小说”形式、文学尺度以及文学所应具备的伦理承担与社会政治功能。 [29]
1942年10月，沈从文以1940年《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了《文学运动的重造》。 [34]
1943年1月12日，沈从文返故乡湘西，船至桃源时，在岸边看到一则寻人启事：“立招字人钟汉福，家住白洋河文昌阁大松树下右边，今因走失贤媳一枚，年十三岁，名曰金翠，短脸大口，一齿凸出，去向不明。若有人寻找弄回者，赏光洋二元，大树为证，决不吃言，谨白。”沈从文一连看了好几遍，一边看一边不停地赞叹：“写得好！写得好！” [66]
奇文共赏，沈从文还把这则《寻人启事》一字不落地抄录下来，誊在稿子上寄给妻子张兆和。并在信的最后总结道：“三三，我一个字不改写下来给你瞧，这人若多读些书，一定是个大作家。” [66]
1943年，桂林开明书店从4月份开始陆续出版沈从文修订的系列作品，统称“沈从文著作集”，散文集《湘行散记》包括在内。利用这次出版之机，沈从文对《湘行散记》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改。 [48]
1944年，沈从文焚毁了七册日记与十五件文稿，从此再无成册的日记存世。 [34]
1945年9月9日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沈从文写下“从今天起，全世界战争结束了”！当天晚上，他特意写了篇题为《主妇》的小说，作为礼物送给妻子。次日，沈从文在呈贡桃园新村的家中请客，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28]
抗战胜利后，伴随着西南联大的解散和回迁，沈从文于1946年8月27日返回北平。 [60]10月，他接受了天津《益世报》的邀请，出任该报“文学周刊”副刊的主编。 [69]
1946年11月，在《雪晴》一篇刚刚完成不久，沈从文便在一篇寓言式的《青色魇》中提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而关于如何完成这一信仰的重铸，沈从文反思道：“当前个人过多的，却是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那种无结果的冒险。社会过多的，却企图由事实重造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 [75]
1947年2月，沈从文给李霖灿、李晨岚写信，请求朋友帮忙为汪曾祺找工作：“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合大学国文系读过四年书。若你们能为他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 [67]
1947年3月，沈从文写的一篇万余字的长文《一个传奇的本事》在上海发表。写的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和母亲杨光蕙在常德结识与相爱的故事。当时在上海的黄永玉，在马路上买到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68]
在1947年“五四”纪念日发表的《五四》中，沈从文提出“我们要从战争以外想办法，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他主张通过文学诗歌运动，“一支笔贴近土地人民，写出有生气有理想的新时代颂歌”。 [34]
1947年10月，沈从文在杂文《一种新希望》中为“国家重造”的理想提出了三种新思路：“一是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二是学术独立的重呼，三是文化思想运动更新的综合。” [75]
1947—1948年，沈从文积极参与北大博物馆重建，受到《益世报》的点名表扬。 [46]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
1949年初（二三月），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尽管经过抢救大难不死，但是文学创作就此中止了。 [18-19]。
1949年8月，沈从文人事关系由北京大学转到了历史博物馆， [19]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
1950年2月，沈从文入华北大学学习改造，进入四部。3月2日报到，6日正式学习。4月，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 [34] [50]11月，丁玲为《胡也频全集》写的序言《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中，回忆了沈从文和他们曾经的友谊。 [74]12月，沈从文从革命大学毕业。 [61]
1951年10月到1952年 [71]，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前往川西参加了4个多月的土地改革。他在内江连亘的丘陵四野散步，褐土和甘蔗林相间相映，极静中听闻竹雀啾鸣，一切温和静美如童话景象，他那颗“创造的心”似乎又要回来了。 [70]1952年，在沈从文赴四川参加土改期间，沈家被迫迁出中老胡同搬到北新桥附近的交道口大头条胡同暂住。 [60]
1952年7月，沈从文和傅振伦、姚鉴等5人成为历史博物馆首批文物收购组成员。 [73]
1952年11月，沈从文将小说《老同学》寄给丁玲，并向丁玲借钱，丁玲立刻让人把钱送去。 [74]
1953年3月 [61]，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分得了三间房子的宿舍，房子面积很小，一家人挤在一起，睡觉都难得安定，尤其房子与院子里的男女厕所相邻，均为茅坑式，沈从文自嘲住处是“二茅轩”。虽然条件较差，但总算有了安定住处。 [60]
1955年11月21日，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遇到困难，请丁玲帮助，并希望见丁玲一面。此时，中国作协已经开过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革命集团”党组扩大会，丁玲不便会见沈从文，次日就写信给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和秘书长严文井，并把沈从文的信转给他们处理。 [74]
1956年1月10日，沈从文被增选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77]
1956年4月10日，沈从文在给沈云麓信中透露：“我可能去故宫专搞绸缎，因为已经有了点常识。” [77]
1956年5月，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请沈从文担任故宫博物院织绣研究组顾问，每周有一定时间在故宫上班。 [77]
1956年7月9日，应《人民日报》约稿，沈从文在副刊发表《天安门前》一文。 [76]
1956年10月8日上午11时左右，沈从文从北京来到济南，沈从文此次南下是以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的身份公务出差，要去多个城市，济南是南下第一站。沈从文一共在济南待了五天半的时间，直至10月13日傍晚离开。在济南的这几天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九封信。
1956年11月，沈从文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视察团赴湖南，并到湘西。返京后，他撰写了《新湘行记》，被《旅行家》杂志发表。 [76]
1957年1月，沈从文致信其兄沈云麓，透露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想把我写的小说印个选本”。 [45]
1957年2月15日，沈从文被聘为北京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同年3月份还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沈从文在会上就加强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工作和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作了发言。这一年5月份，沈从文还致信给张兆和提及“机关中见得多、懂得多的各种专家也还有，只是对文物眼目鉴赏而已，知识局限性大。” [78]
1957年年底，沈从文与王家树共同编著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装帧精美，而且其中不少图片都是经过临摹和复原的，沈从文还做了后记修改稿。 [78]
1958年下半年，沈从文带着一批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明清绸缎、刺绣离京至江南巡展，其中去了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展览效果大好，沈从文也都留下了具体的论文，后来这批丝绸文物又去了武汉展览，沈从文依然担任了展陈说明和陈列内容写作任务。这一年8月，国家正式提出，要在天安门广场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以后，沈从文后半生的工作几乎都是在该馆完成的。 [78]
1958年年末 [62]，周扬宣布老舍多管一些全国文联工作，请沈从文当北京市文联主席，沈坚决推辞。沈后来说：“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 [53]
1959年4月，沈从文作为政协委员出席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交出了自己的一份提案希望改进文物工作，加强各方面协作，希望现有文物，如古代精美工艺品，如何为现在的工艺和生产服务，希望各收藏单位能够打破壁垒，推动美育教育普及。他提出，多办一些展览，尤其是在大学和江南丝绸生产地区，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又如在浙江丝绸区作进修展览，在上海作有关工艺品花纹图案综合性展览。 [62]
在提案中，沈从文提出拍摄美术教育电影片，帮助学校对美术师生进行美育行动，并与出版部门合作，印行美术图案，供各种毛、棉、麻、丝等纺织物以及日用轻工业品的使用花样。总而言之，即古为今用，各地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新出土的文物，都应该及时为当下的设计、生产所借鉴引用，这既是一种民族自信，也是一种对固有的文物研究工作的创新路径。 [62]
同年5月，沈从文的《谈皮球花》在《装饰》第5期发表。 [62]
1959年年底，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一文，此时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稳定，创作丰富，还出版了相关著作，旧的小说集也在香港出版了。 [32]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
1961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和江西省邀请沈从文等九位作家，访问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