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背景播报编辑
修建背景
狭义上讲，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广义上讲，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通常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供水等。 [89]
在古代，河运有天然河运和人工运河两种。天然河运给人类带来了交通运输的方便，既省力，又经济，一苇之航，只要水力可以胜任，就能随水道所至而达到其沿岸的各地。陆地上的运输虽不受河道的限制，可以随意所之，但除开平地之外，山陵丘壑，处处都存在着运输的困难；而且从运输量上讲，车辆和船舶的差距很大，用力也很悬殊，两者比较，自然是河道运输的优点大。当然，天然河道的运输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这就是河道要随着地势的高地而定，而且河道有一定的流向和流程问题，距离河流远的地区，就得不到方便。这样，就出现了人工开凿运河的办法，来补充天然河道的不足。 [4]
修建历史播报编辑
修建历史
春秋战国
春秋末期，吴国开凿了胥溪、邗沟、黄沟三条运河。自胥溪开凿完成后，吴人可东自太湖，沿胥溪西上，直到今芜湖附近后转入长江，再渡过长江往北沿栅水到巢湖一带北入淮水。 [95]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调集民工开凿邗沟，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吴邗沟自今扬州市东南边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北流，运河向北穿行于武广湖（今武安湖）和陆阳湖（今洋湖）之间，东北入博芝湖，继而入射阳湖，最后由射阳湖入今淮安东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 [96]
邗沟开通后，吴王夫差用它运兵运粮，北上伐齐，打败齐国之后参与诸侯争霸。邗沟的开凿也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 [5] [86]
吴开邗沟之后，还在更北的地方开凿了商（宋）鲁之间的黄沟运河，沟通了泗水与济水。黄沟开凿之后，吴王夫差可沿邗沟北到淮水，入泗水，入济水，西上黄池，与齐晋争夺盟主地位。 [97]
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以大梁为首都，大梁就是开封。魏国开凿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极大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楚汉争霸时，项羽和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也是后来中国象棋里楚河汉界的由来。 [86]
秦汉魏晋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运河整体变化不大，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南方，因此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隋唐之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随着人口流入，南方的经济和农业得到发展，中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也直接影响了随后古代中国的发展。 [86]
秦始皇在湘桂之间开凿灵渠，以通漕运。在四川有李冰开凿离堆，关中郑国作郑国渠，既可以灌溉农田，又可以供漕运，“皆可行舟”。 [7]
汉朝开凿了槽渠，由长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脚，一直通到黄河。班固的《西都赋》说槽渠“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 [98]汉朝王景治理汴渠，“十里一水门，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东汉开凿了阳渠，漕舟可由汴入河，由河溯阳渠入洛阳建春门以输常满仓。东汉顺帝时期，陈敏修理邗沟，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阳湖的风涛之险，给漕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汉朝还经常维护灵渠。 [9] [99-101]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太守马臻纳山会平原三十六源之水，兴建了鉴湖。西过西小江至钱塘江边的西兴渡口，沟通钱塘江航道。向东一条过白米堰、曹娥堰后到曹娥江东经上虞，至姚江可达明州；西北则为曹娥江通杭州湾航道。另一条至白米堰往南过蒿坝，沿曹娥江可达嵊州、天台。鉴湖是中国长江以南最古老的的大型蓄水工程，建成后，水位抬高和设施完善使航运条件更为优越。 [6]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东汉末年，曹操先后开凿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槽渠等。白沟开凿于东汉建安九年（204年），在淇水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古道以成渠，以淇水、荡水、洹水为上源，利用纵贯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青县（2020年）附近，注入滹沱河。平虏渠开凿于建安十一年（206年），从今青县东北引滹沱河水北入泒水。泉州渠也开凿于建安十一年，南起泉州县（天津市武清西南），上承潞河，下入鲍丘水，还从沟河口向东凿渠入濡水，称为新河。 [10]利漕渠开凿于建安十八年（213年），凿渠引漳水，自今河北曲周南，东至大名西北，注入白沟，借以沟通邺和四方的漕运，故名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的开凿，完成了贯通河北平原的运河网工程，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运输。 [11] [86]
曹丕代汉建魏以后，迁都洛阳，曹魏对于运河的设施，主要是修通汴渠、开凿贾侯渠、讨虏渠和广槽渠等项运河工程。曹操曾疏浚过汴渠上游到睢阳一段，称为睢阳渠。正始二年（241年），曹魏又重新整理汴渠，这次是自上游到下游全程整修，使之可以通舟楫。杜预致书王濬，劝他在灭吴之后，率领水军，自长江入淮水，又自淮水入汴渠，再由汴渠入黄河，溯黄河回到首都洛阳。 [11-12]
贾侯渠系魏贾逵所开。《三国志》卷十五记载：“（贾逵）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谿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馀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13]故道在今河南淮阳西北，后与其他水道“交错畛陌”。黄初六年（225年），开通讨虏渠，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其故道在郾城县东。广槽渠系魏宣帝正始二年（241年）所开凿，通过陈、蔡之间，故道在蒗荡渠的下游，《三国志 卷二十八》记载：“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邓）艾所建也。” [14]
孙权在南方开凿运河，西连淮水，东接云阳，号破冈渎，这条运河是沟通今南京以东的水运网。 [15]
桓公渎又称桓公沟，为东晋桓温时开凿的。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兵北伐前燕，“军次湖陆，攻慕容暐将慕容忠，获之，进次金乡。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 [16]巨野泽即梁山泊，位于今巨野与梁山县之间，这条运河被称为桓公渎，从巨野泽北出济水，在今长清县西与河水相通，故桓温能由济水入黄河。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又继续疏浚桓公渎。 [15]
杨口运河是杜预做荆州刺史时开凿的。这条运河由杨水入汉水之处起，直达江陵，通入长江，更由江陵通到洞庭湖中。《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记载“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今洞庭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杜）预乃开杨口，起夏水（今汉水）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 [17]这条运河开凿以后，使江陵在交通上的形势更加重要。从江陵溯江而上，可到巴蜀；沿江而下，可达建业；还可以由洞庭湖溯湘水沿漓水到番禺。 [15]
永康元年（300年）前后，在晋会稽内史贺循的主持下，又开凿了著名的西兴运河。“运河在府西一里，属山阴县，自会稽东流县界五十余里入萧山县，《旧经》云：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以溉田。” [18]它自郡城西郭西经柯桥、钱清、萧山直到钱塘江边，起初称漕渠。因运河从萧山向北在固陵镇与钱塘江汇合，而固陵从晋代即称西兴，故名西兴运河。 [6]由于西兴运河与鉴湖堤基本平行，相距多在10里之内，鉴湖的多处闸、堰都和这条运河相通，这使得鉴湖的排灌效益大为提高，又由于沟通了山会平原西部鉴湖以北的南北向河流，对调节水量也十分有利。西兴运河东至绍兴西郭门入城，再向东，过郡城东部的都赐堰进入鉴湖，既可溯鉴湖与稽北丘陵的港埠通航，也可沿鉴湖到达曹娥江边，沟通了钱塘江和曹娥江两条河流。之后，鉴湖和运河的效益充分显现。至东晋，晋元帝面对会稽殷实繁荣的景象赞叹不已：“今之会稽，昔之关中。 [19]”《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在《孔季恭传》中又称“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 [6]
隋代
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开山阳渎。 [21-22]
隋炀帝即位后，开始大规模整修隋朝大运河，其工程分为四个部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
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 [99]邗沟上接通济渠，下接江南运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所开的邗沟，所利用的不是吴国邗沟，而是利用的东汉陈登所开凿的邗沟直道。 [71]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隋朝通济渠是将汴渠、阳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济渠的主要渠身。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 [23-26]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与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县一段，用沁水、清水（即卫河）疏浚而成；自汲县至馆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而成；在馆陶与沧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而成；沧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漳水别而另辟新道，与漯水相接，经漯水到达涿郡。 [33]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运河（即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32-33]
隋朝连通的大运河，首次将南北贯通，沟通五大水系，“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自是天下利于转输”。 [104]
唐代
隋炀帝后期，隋唐大运河淤塞的难以使用。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艰苦不懈的疏浚、修整和开凿。主要工程是：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邗沟），三治江南运河，二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灵渠，黄河汾水道（这里所举的疏浚整治次数只是个约数，实际上运河时通时塞，疏浚整治工作是经常进行的 [34]）。唐王朝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整修是尽了极大的努力，通过长期的修凿和治理，使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都得以通行流畅，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漕运事业。 [35]
汴渠又称汴水、通济渠，是连接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中原渠道， [36]由于该渠首连接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较大，最容易淤塞。唐朝初年，每年初春就要“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 [37]否则，堰口阻塞，黄河水不能引进入渠道，漕运就会中断。开元二年（714年），唐朝疏浚汴渠的梁公堰，“公私深以为利”。 [38-39] 开元十五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唐玄宗命令疏决开就河口，“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 [40]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朝新开广济渠。 [41]
其实，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粮食漕运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就日益减少。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裴耀卿改以前的“旷年长运”为分段转运。他析汜水、武陟、荥泽地置河阴县，设置河阴仓，在清河县(今洛阳吉利区)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峡之西设三门仓，改陕州(河南三门峡)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形成了以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为枢纽的新的转运仓布局，不仅提高了漕运效率和漕粮数量，还大大改变了以往西京长安就食东都洛阳的传统，使关中地区能够通过漕运获得更多的粮食。如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运抵关中的漕粮多达700万斛，关中粮食供应得以好转。正是由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漕粮运往关中的困难，唐王朝对东都洛阳的依赖从此大大减弱。唐朝后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经过洛阳，《资治通鉴》中就提到“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后，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阳，东都洛阳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黄花。 [89]
安史之乱后，汴渠的疏浚中断了八年，致使“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行极其艰难，载重粮船更无法通行。唐朝刘晏仔细勘察河道，到处访问群众，调查研究，然后疏浚汴渠，恢复了汴渠的运输能力。 [41-43] [89]
山阳渎亦称邗沟，自山阳起至扬子入于长江。由于陆地下沉和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使长江江面逐渐变窄和扬子以南长江之间的河渠最容易被泥沙隔断。 [44]导致唐初扬子以南已不能行船，槽船不得不绕道瓜步（今江苏仪征县东），溯旧官河始能进入扬子斗门。不但迂回，而且“多为风涛所损”。自唐玄宗开始，唐初五次修浚山阳渎（邗沟）。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从今扬子桥到瓜洲镇之间开凿新河，《新唐书 志第三十一》《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记载刺史齐浣开凿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利百亿”“岁收利百亿。又立伊娄埭”。 [45-46]从此开始这段新河一直是长江北岸的重要运口，既保证了行船的安全，又节省了时间和运费。唐朝大诗人李白在《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中称赞说“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
唐德宗时唐朝再次修浚山阳渎，当时，扬州官渡填淤，漕挽湮塞。784年，唐朝扬州长史杜亚“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沟通了江北漕路。 [47]又于788年“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并于渠口修“爱敬陂水门”以节水势，改变了高邮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的现象。 [48-49]
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在高邮湖筑平津堰，调节运河水位，还灌溉田数千顷，又免去百姓欠的租税数百万，还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不仅保证了山阳渎水利的充足，还增灌溉万顷之田。 [50-51]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王播发现扬州的运河水浅，舟船滞阻难行，王播便奏请开凿了一段19里长的运河，使舟船容易航行，这样漕运便不再滞阻。 [52-53]
太极元年（712年），唐睿宗为了改善漕运，命魏景清引淮水至黄土冈，以直通扬州，称为直河。 [49] [54]
唐代宗永泰（765年—766年）年间和大历（766年—779年）年间浚治练湖。因为隋唐大运河自常州到丹阳之间，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桥一段是江南运河水位最浅、航道又狭的地段，涸水季节只有四尺，只能通行小船。这段运河的水源古代靠练湖湖水，所以唐代宗时加以浚治，导湖入漕河。 [34]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开凿孟渎，引长江水南注通槽，又开泰伯渎，东连蠡湖，以济漕运。 [34] [55]隋文帝所开的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唐玄宗所开槽渠、唐文宗所开的兴成渠，实际上都是对汉代槽渠的疏浚和重开，除渠首有变化外，渠线和尾闾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56]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所开的广通渠，其转运之利并不长久，其在唐初已不便使用，故永丰仓的粮须用牛车运往长安。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唐朝陕州刺史兼水陆运使韦坚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槽渠，这条槽渠西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东流，东至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又在长安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舟。这样，永丰仓和三门仓的物资都可以用船一直运往长安。关中运道大为改进，漕运物资，特别是粮食激剧增加。 [56-57]
唐朝对于永济渠一线，也致力很多。贞观十七年（643年），为增加永济渠水源，唐朝在引淇水入渠处筑石堰。由于沧州（清池县）一带地势低洼，为防止永济渠决口，先后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在沧州西55里筑“有永济渠二”、县南30里筑“有永济北堤”。 [56]另外，永徽（公元650年—655年）时，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开永济渠入于新市，开凿出一条支渠，百姓利之。 [58]开元（公元713年—741年）时，魏州刺史卢晖也凿出另一条永济渠，名“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 [59]此外，在经城（今河北威县）的张甲河，南宫（今河北南宫）的通利渠，堂阳（今河北新河）的堂阳渠，昭庆（今河北隆平）的沣水渠，清池（今河北沧县）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的无棣沟，平昌（今山东德平县）的新河，河间（今河北河间）的长丰渠，渔阳（今天津蓟县）的平卢渠等，这些渠道直接间接都与永济渠连贯，丰富了永济渠的水源，有利于漕运事业。 [56]
唐朝不仅对南北大运河进行开凿、疏浚和整理，还对灞水道、褒斜道、嘉陵江故道水道、灵渠和河汾水道也都进行过疏凿和修浚的整治工程。唐中宗采纳崔湜的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镵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开大昌关，役徒数万”，凿石劈山，开凿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江淮物资可通过此系统水道运往长安。后来这条挽道“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第二次开凿在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在崔湜开凿的基础上，增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余里……修桥道……人不留滞。行者为便”。 [60-62]
褒斜道通达富饶资源的蜀汉地区，又可通过江汉与江淮地区相连接。唐朝曾经三治褒斜道。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 [63]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命万俟著开金商运道，通过褒斜道漕转粟帛。唐宣宗大中年（847年—859年）中，兴元节度使封敖、郑涯等又加以修治，行人说通行方便。 [62] [64]
嘉陵江故水道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关中和巴蜀地区的通道。元和年间，唐朝山南节度使疏浚嘉陵江三百里，焚烧巨石，弄碎巨石，开通漕运来为成州的士兵运送给养。 [62] [65]
唐朝多次治理灵渠。唐朝宝历初年，李渤疏浚灵渠，“立斗门十八以通漕”，并且从此开始多次整修、疏浚灵渠（“自是累加修浚”），“鄣泄有宜，舟楫利焉”。唐朝李渤在灵渠所立的斗门是船闸的先导，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咸通九年（868年），唐朝鱼孟威再次修灵渠，“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62] [66-69]
唐代，西兴运河的航运地位更加突出。元和十年（815年）观察使孟简开运道塘,这是西兴运河南岸塘路合一的河岸工程，部分主要路段应已从泥塘改建为石塘路。这是西兴运河通航和管理标准提升的重要标志。又《嘉泰会稽志》卷十：“新河在府城西北二里，唐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所浚。”此“新河”应是相对老河而名，原来运河经府城河道是由西郭经光相桥、鲤鱼桥、水澄桥到小江桥河沿的，由于运河商旅增多,此河通航受到限制，孟简又开一条由城西西郭直通城北大江桥与小江桥相连的“新河”，缩短航线，避免壅塞，促进沿运商贸。唐人李吉甫说：“东南郡邑,无水不通；天下货利,舟楫居多。” [6]
唐代浙东地区重视农田水利，《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会稽增修防海塘；山阴凿越王山堰，作朱储斗门，置新迳斗门；上虞置任屿湖，黎湖；明州置小江湖，开西湖，增修广德湖，筑仲夏堰等。此外，唐大和七年（833）县（今鄞县）令王元暐兴建了位于宁波西南50余里的鄞县鄞江桥西樟溪之上的它山堰工程。这些举措不但提高农田灌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