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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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诗品》全书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共三卷。卷首有《诗品序》，中、下二品前又各有《序》（此据元刊《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明清通行本列《诗品序》为《上品序》，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本又并三品《序》为一，置于全书卷首）。序言对诗歌起源、五言诗演进历程、诗歌创作手法、诗歌审美标准、永明声律说等问题都发表了意见。正文共品评了从汉代至南朝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其中上品十一人（不包括无名氏古诗），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三品之列表示被评诗人在诗歌成就方面有高、中，低三等之别。各品之中，诗人的排列顺序则“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中品序》）。其形式，或一人一则，或数家合一则。一人一则者多为大家名家或诗风特异之人，数家合一者则多为诗风相近之流。每则均以时代、官阶、诗人姓名标题，如“宋参军鲍照”“齐吏部谢脁”之类。一则中品评之语，又常是起首举诗人诗风渊源所自，继点其特长不足，而归结于与相近诸家的优劣相较。其间偶引佳句、轶事，间发感慨、驳难，形式自由，语辞简炼。而全部品评的作品基础，则统一是各家的五言诗。在具体评论过程中，锺嵘还对列入上品和中品的三十六位诗人的创作特色加以考察推溯，并最终归结至《国风》《小雅》和《楚辞》这三大源头，由此构建起历代五言诗风格递嬗承传的谱系。 [3-4]《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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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目录

汉上计秦嘉、嘉妻徐淑诗

汉令史班固、汉孝廉郦炎、汉上计赵壹诗

汉都尉李陵诗

魏武帝、魏明帝诗

汉婕妤班姬诗

晋中散嵇康诗

魏白马王彪、魏文学徐幹诗

魏陈思王植诗

晋司空张华诗

魏仓曹属阮瑀、晋顿丘太守欧阳建、晋文学应璩、晋中书令嵇含、晋河南太守阮侃、晋侍中嵇绍、晋黄门枣据诗

魏文学刘桢诗

魏尚书何晏、晋冯翊守孙楚、晋著作郎王瓒、晋司徒掾张翰、晋中书令潘尼诗

晋中书张载、晋司隶傅玄、晋太仆傅咸、晋侍中缪袭、晋散骑常侍夏侯湛诗

魏侍中王粲诗

魏侍中应璩诗

晋骠骑王济、晋征南将军杜预、晋廷尉孙绰、晋徵士许询诗

晋步兵阮籍诗

晋清河守陆云、晋侍中石崇、晋襄城太守曹摅、晋朗陵公何劭诗

晋徵士戴逵诗

晋平原相陆机诗

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诗

晋谢琨、晋东阳太守殷仲文诗

晋黄门郎潘岳诗

晋弘农太守郭璞诗

宋尚书傅亮诗

晋黄门郎张协诗

晋吏部郎袁宏诗

宋记室何长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晔诗

晋记室左思诗

晋处士郭泰机、晋常侍顾恺之、宋谢世基、宋参军顾迈、宋参军戴凯诗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铄、宋建平王宏诗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

宋徵士陶潜诗

宋光禄谢庄诗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

宋御史苏宝生、宋中书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昙绪、宋越骑戴法兴诗

宋豫章太守谢瞻、宋仆射谢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虏将军王僧达诗

宋监典事区惠恭诗

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

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诗

宋参军鲍照诗

齐高帝、齐征北将军张永、齐太尉王文宪诗

齐吏部谢朓诗

齐黄门谢超宗、齐浔阳太守丘灵鞠、齐给事中郎刘祥、齐司徒长史檀超、齐正员郎锺宪、齐诸暨令颜则、齐秀才顾则心诗

齐光禄江淹诗

齐参军毛伯成、齐朝请吴迈远、齐朝请许瑶之诗

梁卫将军范云、梁中书郎丘迟诗

齐鲍令晖、齐韩兰英诗

梁太常任昉诗

齐司徒长史张融、齐詹事孔稚珪诗

梁左光禄沈约诗

齐宁朔将军王融、齐中庶子刘绘诗

齐仆射江祏、祏弟祀诗

齐记室王巾、齐绥建太守卞彬、齐端溪令卞录诗

齐诸暨令袁嘏诗

齐雍州刺史张欣泰、梁中书郎范缜诗

梁秀才陆厥诗

梁常侍虞羲、梁建阳令江洪诗

梁步兵鲍行卿、梁晋陵令孙察诗 [5]

创作背景播报编辑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汉魏六朝是儒学衰微、文学勃兴的时代，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东汉末年，政治上大动乱，农民大起义，不但动摇和摧毁了东汉王朝政治统治的基础，而且在汉代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思想，也受到巨大的冲击而衰落下来。两汉时“户习七经”，文人学士家家都在啃儒家经典；入魏以后，却几乎是“家弃章句”。文学摆脱了儒学附庸的地位，开始独立地向前发展，文学体裁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西汉时曾经称霸文坛的大赋，到了东汉末年，就逐渐向抒情小赋转化。流行在民间的五言乐府，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自然朴实，开始受到文人们的重视、摹拟与习作。而“文繁意少”的四言诗，虽然还有人偶然为之，但毕竟为数不多。到了建安时代，五言诗已独霸诗坛，此后一直风行了数百年之久。依据诗体的变化，五言诗的鼎盛时期又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魏晋是五言古诗兴盛之时，南朝是向新体诗发展和转化之时。到锺嵘写《诗品》的时候，五言诗正方兴未艾。他在《诗品序》中说：“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由此可见当时五言诗创作的盛况。中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6]

个人背景

锺嵘出身于颍川锺氏，在他的祖先中包括了汉魏之际的书法家锺繇、官拜侍中而显赫一时的锺毓、率军灭蜀且精研《易》理的锺会、永嘉南渡后官至侍中的锺雅，以及擅长创作而名列《诗品》之中的锺宪等。悠久深厚的家族文化传统，为锺嵘撰写《诗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齐永明初，锺嵘入学为国子生，历仕三朝的文士江淹当时兼领国子博士，算是他的老师。由于好学深思，精通《周易》，锺嵘受到了国子监祭酒王俭的赏识。当时诗坛的后起之秀谢朓正在王俭幕中担任东阁祭酒，另一位年少闻名的文士王融则是王俭的从子。他们和锺嵘年龄相近，兴趣相投，有过密切的交往，并一起谈论过诗文。国子监的同学中也不乏能文善诗之辈，其中有一位虞羲，曾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在萧子良门下汇聚了一大批文人，其中就有一代文宗沈约，锺嵘或曾向他请益讨教过。年轻的锺嵘身处良好的文化氛围之中，对其提高诗歌品鉴能力助益良多。后来他撰写《诗品》时，还将这些昔日的师友悉数列入，逐一予以论列品评。 [4] [7]

据《中品序》称，锺嵘选品诗人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而书中所评各家，据考最晚谢世的是沈约，卒于南朝梁天监十二年（513），故可以判定《诗品》成书于该年之后。天监十七年（518）锺嵘亦去世，故又可知《诗品》是其晚年撰写的一部论著。锺嵘晚年之所以要撰写此书，主要原因是不满于当时诗坛的某些风尚。据卷首《诗品序》，当时诗坛五言诗的写作甚为风行，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格调不高。而一些“轻薄之徒”在看待前代诗人时，嘲笑曹植、刘桢为“古拙”，推崇鲍照为“羲皇上人”，谢朓是“古今独步”，至学鲍、谢诗，又仅得其皮毛。另一方面，据中、下二品《序》，南朝宋大明、泰始以来好用典故、“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在当时也愈演愈烈。“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声律论，又由于当世名流沈约等的提倡而盛行一时。这些在锺嵘看来均不利于诗歌创作，尤其是正在蓬勃发展的五言诗的健康成长，而纠正这些偏向的办法，便是写一部与时俗相对的诗论。恰好其时彭城文士刘绘曾向锺嵘谈及作诗品以纠时风的打算，而刘绘终未成文。锺嵘受其启发，便采用品第诗人的形式，撰成了这部诗论专著。 [3]

作品鉴赏播报编辑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首先，锺嵘认为诗歌的产生缘于“摇荡性情”，必须具有“感荡心灵”的效果。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原本是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早就存在的现象，他的主张正顺应着这样的抒情传统。人的日常情感原本是丰富多样的，在诸多情感基调中，他尤其重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怨沉痛之情。以悲为美的审美现象虽然早已出现，可到了《诗品》之中才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主张被彰显出来。在对诗人的具体评述中，屡屡可以看到这一特点。例如《上品》说古诗“意悲而远”“多哀怨”，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班婕妤“怨深文绮”，曹植“情兼雅怨”，王粲“发愀怆之词”，左思“文典以怨”，阮籍“颇多感慨之词”；《中品》论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刘琨、卢谌“善为凄戾之词”，郭泰机“孤怨宜恨”，沈约“长于清怨”；《下品》评曹操“甚有悲凉之句”，毛伯成“亦多惆怅”。这些诗人所抒发的哀怨之情均与其坎坷颠沛的人生遭际密切相关，绝不是为文造情而生硬造作的无病呻吟，这就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真挚，也更为深沉。 [4]

其次，锺嵘强调以“风力”为主干而以“丹采”为润饰，两者相互结合方能形成完美的风格。所谓“风力”指的是作品爽朗鲜明、生动感人的特征。《诗品》中有时还用到“骨气”或“气”等术语，其内涵大体相近。如《上品》论曹植“骨气奇高”，刘桢“仗气爱奇”“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中品》评刘琨“自有清拔之气”（《上品序》云：“刘越石仗清刚之气。”意思相同），陶渊明“又协左思风力”，标举的都是“风力”之美。所谓“丹采”则指作品文词的华美，这方面受到了汉魏以来诗歌语言日趋精致工巧的影响，也成为他衡量诗人的重要标准。如《上品》称古诗“文温以丽”，曹植“词采华茂”，陆机“举体华美”；《中品》评张华“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谢惠连“工为绮丽歌谣”；《下品》中说宋孝武帝刘骏“雕文织彩”等等。某些诗人缺少华美的词采，便会受到批评，比如受到后世推崇的曹操、陶渊明，就由于语言质朴省净而被置于中、下品之列。明清时期的批评家往往指责锺嵘识见低下而品第未公，其实这原本是南朝时期整体的审美倾向，锺嵘并未超脱于时代之外，不能因此对他求全责备。 [4]

第三，锺嵘要求诗人在创作中必须“直寻”，崇尚作品中所体现的“自然英旨”。所谓“直寻”是指诗人对外界的美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感受，并能通过自然鲜活的语言将这种即目所见的美展现出来。这方面的意见原本是针对当时某些诗人喜好堆垛典故、卖弄才学而发的。在锺嵘看来，诗歌和其它文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本诸性情，因而不能让事典学问窒塞了情感的自由抒发。他批评颜延之“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感叹任昉“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均见《中品》），就是因为两人的作品堆砌典故，过于雕琢。而在《上品》中评价谢灵运“兴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则是因为谢诗能够充分体现“直寻”的特点，符合“自然英旨”的标准。与此相关，锺嵘对南齐永明年间逐渐兴起的声律说也持批评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诗歌确实需要声调流美，但四声八病之类都是人工制定的规则，有悖于自然天成的要求。从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永明体诗人对声律问题的探讨和实践直接影响到后世近体诗格律的形成，锺嵘的意见无疑显得过于保守。可是声律说本身确实存在不少琐碎严苛的不合理成分，此后四声逐渐出现二元化的倾向，最终归并为平仄两种声调，而八病也逐步被简化和扬弃，慢慢演化出黏对等规则。由此可见，锺嵘的批评也是事出有因，不能简单地视作固执守旧。 [4]

在对诗人进行品评的基础上，锺嵘也在三篇《序》中，就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诗歌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要观点有：一是在诗体方面推崇五言诗。他说：“夫四言文约义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这一看法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说的“四言正体”“五言流调”已颇有不同，提高了五言诗的地位。二是为传统的赋、比、兴三体作了新的诠解。其词谓：“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并将这种新的诠解与书中所定诗歌鉴赏标准相结合，提出了“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的见解，从而为文学批评提示了不仅关注作品本身而且关注鉴赏者感受的新途径。 [3]

艺术特点

在具体品评一百二十二位自汉迄齐梁的诗人诗作时，《诗品》采用了历史批评与艺术鉴赏相结合的方法，并由此凸显了锺嵘个人的诗学理想。书中采用某人“其源出于某人（或某书）”的形式，建构起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历代诗人系谱图。而所有诗人诗作之源，最终又都上溯到了《诗经》的《国风》《小雅》与《楚辞》三类代表性的先秦诗作。以卷一《上品》为例，该卷依次品评了古诗（即《古诗十九首》）以及汉代的李陵、班婕妤，魏时的曹植、刘桢、王粲，晋代的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刘宋的谢灵运等十一家诗。从溯源的角度看，被归入《国风》一系的，首先是古诗和曹植；刘桢渊源于古诗，左思又源出于刘桢；曹植下传陆机，陆机又下传谢灵运。《小雅》一系，唯阮籍一人。《楚辞》一系，前承者为李陵；李陵之下，有班婕妤、王粲二家相继；而潘岳、张协又源出于王粲。这样一个“上品”诗人的系谱，由于传世汉魏两晋南朝诗人作品大都已不得窥其全璧，故颇难核检其准确程度。但换一个角度看，它却为今人考察南朝文人的诗史观，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3]

《诗品》这种强调文学渊源关系的历史批评形式，与推崇“骨气奇高，词彩华茂”的艺术鉴赏原则两相汇合，最终造就了全书的两大倾向。即从时代上论，推崇汉魏古诗，贬斥齐梁诸家；从风格上看，以《国风》一系诗风为正宗，而对以幽怨为特征的《楚辞》一系诗风不予过高的评价。《诗品》三品之中，被列入上品的，以汉魏诗人居多，时代最晚的是刘宋诗人，仅一位，即谢灵运，而无一齐梁诗人。被列入下品的，虽也有汉代的班固、三国的曹操等，但主体是宋、齐、梁三朝诗人。另一方面，比较《诗品》中有关《国风》《楚辞》两系诗人的评价，不仅《诗品序》中已称“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曹植、陆机、谢灵运三人均属《国风》一系，居于“辅”者也有小半属于同系（刘桢、颜延之）。而且三品的上、中二品，《国风》一系诗人与《楚辞》一系诗人所占的比例，也适相映照：《上品》以《国风》一系者居多，而《中品》以《楚辞》一系者为众。由此可见锺嵘对于两系诗风是颇有轩轾的。 [3]

《诗品》在遣辞造语方面也颇具个人特色，堪称精巧别致的美文。锺嵘善于运用形象鲜明的比喻和诗意盎然的词句，来描摹不同诗人的风格特征。这种印象式的鉴赏或许不够精准，却能迅速引发读者的联想和共鸣。例如《上品》评谢灵运云：“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再如《中品》评范云、丘迟两位云：“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他并没有漫不经心地随意着笔，而是全身心地沉浸其中，反复涵泳，再三体悟，最后才将自己的审美体验锤炼为清新隽永的评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不限于对诗艺的评判，本身就堪称诗艺的创造了。 [4]

六朝时期原本是骈俪文学最为兴盛的时代，受此影响，《诗品》中不少评语都以骈句写成。诸多评语虽然行文联属整饬，却并不艰涩生硬，毫无纤巧板滞之感，显得典雅精炼，清丽工巧。不过《诗品》中的评语并非全是如此，有时也不拘一格，呈现出骈散结合、纯任自然的面貌。比如《中品》评陶渊明云：“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前半部分句式虽然较为整齐，却并非严格的对句；中间穿插几句陶诗作为例证，文势颇具逸宕之趣；最后又用散句设为问答，显得顿挫有致。 [4]

《诗品》在评述诗人之际，有时还会穿插一些轶事佳话，很多地方都堪与《世说新语》等六朝小说媲美。比如《中品》谢惠连条记载：“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遇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就事实而言，这则创作本事并不可信，却准确地揭示出“池塘生春草”这样的佳句本出天然，无假雕琢。又如《中品》江淹条记载了一则轶事：“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虽然并不能真正揭示江淹创作才能衰退的原因，可寥寥数笔，却让人读来兴味顿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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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影响

国内影响

《诗品》的出现，是东汉魏晋南朝时期人物品第之风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直接反映。锺嵘在《诗品序》中，即坦言其撰著受到“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影响。但《诗品》迥异时流而对近世诗坛所作的大胆批评，又使它超越了同时期一大批形式相似的艺术品题论著，成为南朝文化史上一部充满挑战气息的作品。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论，《诗品》品评历代诗人时所采用的特殊形式，又为后人所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