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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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战国”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文献中。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尉缭子·兵教下》中有：“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而同书《兵令上》又说：“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在这里，“战国”并不是一个标志时代的特定的专用名词，而是泛指当时处于相互交战状态的各区域性国家。 [3]

而在记载战国谋臣策士言行的《战国策》一书中，也多次出现“战国”之说。如《战国策·秦策四》载顿弱说：“山东战国有六。”《楚策二》载昭常对楚襄王说：“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赵策三》载赵奢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燕策一》载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在这里使用“战国”一词，表示魏、赵、韩、齐、楚、秦、燕等为代表的各区域性大国间的战争兼并状态，其所突出强调的，是各国之间的“战”的状况。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史记·平准书》所言“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用意也大致与此相同。 [3]

在《史记》中，叙述春秋时期之后的东周历史，用“六国”或“六国时”之称。司马迁“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著成《史记·六国年表》。其中的“六国”，主要是指除秦国之外的韩、赵、魏、齐、楚、燕六个东方大国。如果再加上地处西方的秦国，正好是“战国七雄”。(在《史记》中，关于秦的历史，则集中在《秦本纪》中叙述。) [3]

到了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战国策》一书，集中叙述六国时期的谋臣策士之论，成为了解战国历史的重要文本。随着此书流行，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将秦统一前“七雄兼并”的历史，称为“战国”时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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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

关于战国起始时间有前476年，前475年，前468年，前453年、前441年、前403年六种说法。

前476年说

前476年《史记》作周元王元年，实际当司马迁因战国各国史籍被秦国付之一炬，遂采纳秦史书《秦记》所载，定战国始于前476年 [4]。

前475年说

前475年（周元王元年）主要是周敬王的年数有异论。《左传·哀公十九年》所记：“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以周敬王在位有四十四年，故次年为周元王元年，为战国之始。

前468年说

前468年（周贞定王元年）林春溥《战国编年》、黄式三《周季编略》及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记载始于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接续《左传》之后。

前453年说

也有学者认为前453年（周贞定王十六年）是战国开始。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晋国三分已定，七国争雄局面已经形成。司马光将其列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之作。 [51]

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历史 七年级 上册》（2016年版）一书中，战国时期起始年份则采用三家分晋为标准。 [35]

前441年说

前441年（周哀王元年）朔雪寒在《孙子兵法论正》书中提出此说 [3]。

前403年说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北宋司马光成书的编年史《资治通鉴》则以“三家分晋”一事代表周礼崩坏，群雄竞逐，而定战国始于前403年 [5]。

历史播报编辑

历史

参见：战国大事年表

周室衰微

周天下从成百上千个小国家整合为十多个大实体国家，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不复存在，各个大国不得不面对直接残酷竞争的格局。资源的集中使得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在彼此间不断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谋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富国强兵成了各国决策层的首要考量目标。在此时代出现的普遍的需求之下，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应时展开，战国时代的大幕也随之拉开。

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 [53]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社会变革

战国时期，铁器开始出现与使用，取代了石器而与青铜器同时并进使用，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的发展，而春秋时的井田制被取消。农业进一步发展，各国人口增多。手工业的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得到大力发展。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加剧。诸侯国兼并土地战，争夺生存空间，代替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霸权争夺。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田和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

这些发展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世袭的等级制度被瓦解，一些过去的贵族失去了地位，而另一些那个时候的平民通过经商或其他的机会致富，甚至成为政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官僚制度发生了变化。

战国策为了应付这些变化，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变法。最早开始改革的是魏国。魏文侯在前445年继位后，师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招揽了一大批人才。之后又启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进行了改革。

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战国时期，关中是士族政治形态和农奴制经济形态，中原是卿大夫政治形态和隶农制经济形态，而南方则是原始部落政治经济形态，中国的总体社会形态是卿大夫政治形态和隶农制经济形态。 [9]

战国开始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相互混战，国际社会非常不稳定。 [55]战国初期东周境内尚有十几个国家，其中以齐、晋、楚、越四国的实力最强，有四分天下之势。

战国地图和各国变法后来晋国内乱，以智氏、范氏、中行氏和韩、赵、魏六家为主的“六卿”又互相兼并，范氏和中行氏倒下后，以智伯瑶为首的智氏，于前455年联合韩、魏两家合兵攻赵，把赵襄子围在晋阳，决汾水灌城。韩、魏突然和赵氏联合起来，于前453年消灭智氏，瓜分了智氏的全部土地。不久，三家又将晋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绛州外，也都瓜分了。 [7]这时的晋国国君降到了三家之下，卑屈到要朝见三家大夫（三家分晋）。前403年，东周共主之周威烈王册命了韩、赵、魏三家列位诸侯，由此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 [21]

齐国卿族田氏到陈完的第五世孙田恒，联合鲍氏，灭了当时专权的栾、高二氏篡夺齐国政权（前386年，田氏代齐）。 [22]

后来燕国崛起，秦国中兴，及其它一些小国陆续的被吞并或沦为附庸。从春秋时代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六十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了十几个国家。 [50]其中又以西嬴姓秦国，东姜姓齐国，中原三晋（赵国、魏国、韩国），南芈姓楚国，北姬姓燕国此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 [50]各家的兼并战争使得诸侯变少了，胜出者疆域变大了，人口变多了，财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

变法潮流

公元前445年，魏氏领袖魏桓子病逝，魏斯继承权力。魏斯就是魏文侯，魏文侯三次攻秦，都遭遇到秦国巨大的抵抗。在对楚国和齐国的扩张也遭遇了两次大败。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大国战争的受阻，意味着魏国实力的不足。魏文侯君臣形成了一种判断：魏氏集团要继续强大，要在大国战争中取得军事进攻的绝对优势，就要进行全面的变法，以寻求新的历史出路。李悝出山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著作——《法经》。《法经》既是李悝自己法治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是汇集、整理当时各国的实用法律即“撰次诸国法”而编成的一部法典。 [38]

李悝变法的第一个方面是整合并创造魏国的新的政治制度。第一次在魏国创造性地建立了趋于中央集权制的新型权力体制。全国军权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统帅军队作战的“上将军”系统，一是防守要塞关隘及保障军队后援的“国尉”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运转，其主要方面都由国君以兵符的形式直辖。 [38]

李悝变法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尽地力之教”。就是在激发农耕者的积极性上做文章，全面实行私田制经济，以达到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潜力的目标。国家实行平粜法，保证应对饥荒灾害。其核心是以公平的价格在丰年收购余粮的方式，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再在灾年以相对低的价格进入市场，以平易粮食价格。

李悝变法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放弃礼治，推行法治。自李悝变法开始，魏国以《法经》为法律蓝本，普遍推行了相对全面的法治，取代了以往混杂不清的治国方式。 [38]

变法完成之后，魏国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超强大国。恰在这一时期，在鲁国失意的卫国布衣名士吴起到了魏国。魏文侯先是任用吴起为西河守，统率对秦军事行动，取得了不少小胜利，但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变法之后，魏国实力大增，吴起随即为魏国训练出了一支装备精良、战术素养极高的大军，天下号称“魏武卒”。 魏国在变法之后的超强实力，一直是其余六大国所不能企及的。魏国对秦国的强大压力，魏国的战争优势，也一直保持到商鞅变法成功之后。魏国变法的连锁效应，也引发了战国初期的第一波变法浪潮。 [38]

韩国申不害变法

战国初期，韩国曾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由于改革不彻底，政治上造成了一些混乱。 [39]魏惠王称霸之时，韩国国力尚弱，臣子申不害劝说君主韩昭侯依附魏国，承认魏国霸权，同时对内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29]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他是个讲究“术”的法家，其理论“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就是从黄老学派那里发展来的。申不害讲究统治之“术” 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申不害主张搞君主的专制独裁，把权柄集中于国君一人，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申不害不但主张国君要用术，而且要求各级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凡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其目的还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大权。但是这样一来，只能使得国君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韩非曾对此提出批评。 [39]

申不害所讲的术，客观上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后必然的产物。这种阴谋权术，不仅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故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这样用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效是比较差的。 [39]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第一步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又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并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 [29]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30]

楚国吴起变法

吴起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菏泽定陶西）人，一度做过鲁国的将，旋即入魏，被任为西河郡守。公元前390年左右，因为魏武侯的大臣王错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被楚悼王任为“宛守”，防御魏、韩。一年之后，被提升为令尹，主持变法。 [40]

吴起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篇》）。就是要剥夺一些旧贵族的“有余”，来补充军政开支的“不足”。他认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的禄秩，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节省这些开支用来供养“选练之士”。这个措施革除了一些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军事力量。 [40]

吴起“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的另一个措施，是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去。他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认为多余的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楚国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这是“以所不足，益所有余”，应该加以纠正。因而他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这是迫使旧贵族带同所属人员去充实广大的荒凉地区，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并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 [40]

吴起在变法过程中，曾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反对，贵人“皆甚苦之，甚至连改变“两版垣”的简陋建筑方法也“见恶”（《吕氏春秋·义赏篇》）。还曾遇到当时楚国流行的道家的攻击。楚国经过了吴起变法，也就强盛起来。吴起曾“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他“南收扬越”，取得了很大成果，扩展了南方许多土地。但是就在胜利的这年，楚悼王去世了。吴起到治丧的处所，便遇到许多贵族的联合进攻。吴起伏在王尸上，贵族的箭射中了王尸。吴起也被车裂肢解而死。吴起死后，楚国虽然也成为“战国”之一，在政治制度上有些改革，但是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政治上比较腐败。 [40]

变法强秦的商鞅魏惠王将国都迁至大梁，招徕士人，发展水利，对外用兵，图谋吞并以濮阳为都城的卫国，引起周围国家的不满。这时，齐威王任用邹忌等人进行改革，大力整顿政治，鼓励臣民进谏，制定法律，招抚流亡，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实力仅次于魏的大国。 [23]周显王十六年（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和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年）的马陵之战，齐国以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用奇计打败了魏军，从此，齐国成为中原最强的国家。 [24]为了满足对人才的需求，齐宣王扩建位于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对前来稷下的学者，给予士大夫的优厚俸禄和舒适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专心学术，培养弟子，促进了学术的进步和繁荣。 [25]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和十九年（前350），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的变法最为彻底。 [26]商鞅变法鼓励人口增殖，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编制户口，实行连坐之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中期以后最为强大的国家。虽然后来商鞅发动叛乱失败被杀，死后被车裂，新法却并未废止。 [27]

废井田，开阡陌封疆

阡陌，是耕地的田界，原来每人有份田，都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地是大家的公田，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 [28]商鞅变法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就对土地使用者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封疆，是天子、诸侯国境上及贵族采邑上或大田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为封，封上又植树以为标志，称为封疆。开封疆，就是对当时贵族私有田宅设立的界划。开阡陌封疆，就是破除旧的封疆阡陌，重新规划，不得私自移动。这样维持了封建土地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