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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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生长北方

辛弃疾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天眷三年)五月十一日(1140年5月28日)卯时。祖上为陇西狄道西乡(今甘肃康乐)人,北宋年间,五世祖辛维叶始自狄道迁居济南历城。 [71-72]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 [1]他的祖父辛赞在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后“累于族众”,无法南下,遂仕于金朝。尽管如此,辛赞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他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同时,辛弃疾也“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辛赞对辛弃疾寄以殷切的期望,曾两次让辛弃疾至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侦察金人形势,以图恢复。 [50]这一切使辛弃疾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养成了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青年辛弃疾画像青年辛弃疾塑像

辛弃疾少年时,又曾与奉符人党怀英一同受学于刘瞻(《宋史》作蔡伯坚),并称“辛党”。 [2] [5]

反金归宋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欲灭亡南宋,统一江南。这时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调,纷纷起义反抗。辛弃疾毅然“鸠众二千” [55],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参与机密。 [6] [29]

根据其时形势,为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耿京命辛弃疾和贾瑞等人奉表南归,宋高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接见了他们,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但就在辛弃疾与朝廷接洽成功,准备返回军中的时候,义军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故。叛徒张安国、邵进等谋害耿京,带领一部分人投降了金朝。辛弃疾等人行至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闻讯,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五十人驰赴金营,其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等人出其不意袭进金营,抓获张安国,在五万金兵中带着张安国,摆脱追敌,急驰而归,献俘行在,后张安国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这一机智勇敢的行动,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正如洪迈所云:“壮声英慨,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 [2] [6] [50]辛弃疾后来回忆这段少年时的壮举,感慨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 [56]连环画中的辛弃疾

步入仕途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辛弃疾名重一时 [3]。宋高宗任命作为“归正人”的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二十三岁。 [7] [34]

不久,宋孝宗即位,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进行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参见词条“隆兴北伐”),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由于主将之间的嫉功害能,导致符离大败,随后金宋签订“隆兴和议”。在此情况下,主和派势力又占了上风,但二十六岁的辛弃疾不为所动,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客观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以后,他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议》,再次陈述他的抗金方略。辛弃疾希望以此唤起宋廷君臣的抗金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但是,在逐渐偏安成风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忱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经过深思熟虑的恢复中原大计如石沉大海,这使辛弃疾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中。 [50]

人生起落

朝廷虽对北伐反应冷淡,但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颇有感兴趣。从乾道四年(1168年)年始,辛弃疾先后担任过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职,在平定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之后,又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频频的调动与升迁并没有使辛弃疾感到满足,他日夜渴望的是驰骋沙场,收复失地。但辛弃疾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 [2] [31]后来,辛弃疾因在地方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创置“飞虎军”等事,妨碍了权贵们的利益,淳熙八年(1181年)十一月被交章弹劾,以“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等罪名(台臣王蔺语),罢去所有职务。 [50]辛弃疾像辛弃疾造像辛弃疾造像

早在淳熙七年(1180年)再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兼江西安抚使时,辛弃疾便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在被罢官时,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8]

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辛弃疾的好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即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辛弃疾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在此期间,他还与郑汝谐、杨民瞻、韩元吉等交往,或慷慨激昂,极论世事,或长歌相答,情意深长。同时,他还与朱熹建立了较深的友谊。 [50]

绍熙三年(1192年)至绍熙五年(1194年),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又被劾罢官奉祠。 [50]同年夏,辛弃疾回到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

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瓢泉。 [50]辛弃疾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

庆元四年(1198年),辛弃疾被授予主管冲佑观之职。 [2] [9]

壮志未酬

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1204年)差知镇江府。 [50]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辛弃疾像

嘉泰四年(1204年),他晋见宋宁宗,认为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被加为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并奉朝请。不久后,出知镇江府,获赐金带。 [10]

辛弃疾知镇江府时,曾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开禧元年(1205年)三月,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辛弃疾被降为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又被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但他推辞不就职。之后,他还被进拜为宝文阁待制,又进为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朝廷令辛弃疾赶赴行在奏事,试兵部侍郎,但辛弃疾再次辞免,回到铅山。 [11] [50]

一连串的打击使辛弃疾心力交瘁。 [50]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府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弃疾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29]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身故之后,家无余财,仅留下生平诗词、奏议、杂著、书集。 [16]

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视其以守龙图阁待制之职致仕,特赠四官。绍定六年(1233年),追赠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2] [13]

主要影响播报编辑

主要影响

文学

辛词现存六百多首,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其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有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10]

辛弃疾词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辛词的爱国思想与战斗精神首先表现在他对被分裂的北方的怀念和对抗金斗争的赞扬上。他词里不但经常出现“西北有神州”“西北是长安”等句子,还强烈表现他不能忍受南北分裂的局面。他在《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词中说:“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比较突出地表现这种思想。他青年时期曾直接参加北方人民的抗金斗争后来在词里还经常想起这种“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战斗生活。而且每每以“整顿乾坤”的豪情壮志鼓励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韩元吉、陈亮等。在历史人物方面,他称赞为中国开创长期统一局面的“西都人物”,鄙薄苟安江左的“王谢诸郎”,赞扬廉颇、李广、邓禹、马援等为国立功的英雄,鄙薄因人成事的李蔡,清谈误国的王衍,同样是这种思想精神的表现。 [35]辛弃疾各类塑像

其次表现在辛弃疾对南宋苟安局面的强烈反感上。他讥南宋小朝廷是“剩水残山无态度”(《贺新郎·把酒长亭说》),是“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讽刺那些小朝廷里人物是“江左沉酣求名者”(《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是“学人言语得人怜”的秦吉了(《千年调·庶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甚至还骂他们为瑟缩在堆的冻芋与寒瓜,比他们为透过一线壁缝所看到的在阳光里飞舞的灰尘。这不但揭露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对历史上一切没落的统治阶级说,都有它的典型意义。他在隐居带湖、瓢泉时热爱陶渊明的诗,但他并不像一些封建文人那样称许他为司马氏一姓守节,而特别看重他和当时没落王朝士大夫不合作的倔强性格。他的《水调歌头·九日游云洞》词:“今日复何日,黄菊为谁开?渊明漫爱重九,胸次正崔巍。”他的《贺新郎·题傅岩叟悠然阁》词:“晚岁凄其无诸葛,惟有黄花入手,更风雨东篱依旧。陡顿南山高如许,是先生拄杖归来后。”这是陶渊明“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这一面性格的夸张,同时更好地显现了作者的精神面貌。 [35]

第三表现在辛弃疾志业、才能上的自负和怀才不遇、有志无成的不平上。辛弃疾是在对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物,他自写青年时的气概是“横槊气凭陵”(《念奴娇·双陆和陈仁和韵》),是“横空直把曹吞刘攫”(《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他晚年写的《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词更羡慕夏禹的“悠悠万世功,兀兀当年苦”。可是由于他的志业、才能在南归后一直不能实现和发挥,这就不能不在词里表现他的愤慨和不平。他和汤朝美的两首《水调歌头》词:“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鳌杯。”“短灯繁,长剑铁,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正是这种思想感情的表现。而象“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等词句,虽然对现实政治流露了消极情绪,依然含蕴着作者满腹的牢骚,反映封建社会一些有志之士在饱受打击后的精神状态。 [35]

辛弃疾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些要求振作有为而受到挫折的人的共同感受,同时形成他在词史上的杰出地位。辛弃疾的思想感情在当时统治集团里既不容易得到理解,在面对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上英雄人物时,就不能不激发他的豪情壮志。因此他的登临怀古之作特别擅长,从《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和《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两首词中可见他这方面成就的一斑。 [35]

辛弃疾在上饶、铅山隐居时期,写了不少流连诗酒、啸傲溪山,表示与世相忘的作品,如《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其中有部分描写农村景物和农民生活的小词,如《清平乐·村居》。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 [35]

辛弃疾的独特成就是他创造了一种恢宏苍茫和阔大的词境,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与辛词雄浑苍茫的意境相对应的是其意象的壮观飞动与充满生命的活力。这方面最成功、最得心应手的是他笔下的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同时他的婉约词也写得独到精致、典雅妩媚。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12]

在辛弃疾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12]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12]辛弃疾《南乡子》词意图

辛弃疾以文为词,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等。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12]

此外,其描写农村景物和反映农家生活的作品,如《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玉楼春·三三两两谁家女》等,都富有生活气息,给人以清新之感。其抒情小词,如《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青玉案·元夕》等,写得含蓄蕴藉,言短意长。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 [12]

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沉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呆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4] [12]

辛弃疾的诗,据辛启泰所辑《稼轩集抄存》收诗111首。邓广铭辑校《辛稼轩诗文抄存》清除误收,增补遗漏,得诗124首。其后,孔凡礼的《辛稼轩诗词补辑》又新补诗19首。现存辛诗,共133首。辛诗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可与其词相证,其中《送别湖南部曲》,自写政治遭遇,可与《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对读;“有时思到难思处,拍碎栏干人不知”(《鹤鸣亭绝句》),感叹英雄失意,也与《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合拍,而“竹杖芒鞋看瀑回,暮年筋力倦崔嵬”《同杜叔高祝彦集观天保庵瀑布主人留饮两日且约牡丹之饮》,与《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合拍。正是置闲期间所反复咏吟的歌词题材。“剩喜风情筋力在,尚能诗似鲍参军”(《和任师见寄之韵》),辛弃疾以鲍照自许。他的诗风格俊逸,在当时“江西”“江湖”两派之外,自有掉臂游行之致。而且,他的某些抗战诗,悲壮雄迈,也未必在其抗战词之下,但是,辛弃疾毕竟是以词之余作诗,其诗作成就,自然无法与词相比拟。 [4] [26]

除去诗词方面的成就之外,辛弃疾的文笔势磅礴,充满豪情,颇为值得称道。辛弃疾的文,据邓广铭所辑,计17篇其中除几篇启札和祭文外,多为奏疏。这类奏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所存在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并系统地陈述了辛弃疾对于抗金、恢复事业的见解及谋略,充分体现了他经纶天下的“英雄之オ”和“刚大之气”。辛弃疾曾明确宣称:“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九议》其二)辛弃疾其文,犹如其人,世充满着虎虎生气。所谓“笔势浩落,智略辐辏,有权书衡论之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八),正体现了辛文的特色。后人视他为南宋时期政论文的大手笔,只是为词名所掩,不为人熟知。 [4]

书法

辛弃疾有《去国帖》,今藏故宫博物院。纸本,行书十行,为酬应类信札。末署“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中锋用笔,点画规矩,书写流畅自如,于圆润爽丽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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