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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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辛亥革命”一词比较早见诸记载的，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7]。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文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

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

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成功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7]。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

“辛亥革命”随着时间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7]。

背景播报编辑

背景

清朝衰落

1898年原辅仁文社领导人谢缵泰所绘时局图主词条：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瓜分中国狂潮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 [8]。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9]。

辛酉政变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 [10]。1894年甲午战争后，世界列强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 [11]。

革命党反清运动

革命党反清运动

主词条：兴中会，孙中山伦敦蒙难，中国同盟会

伦敦蒙难时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孙中山的照片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13-14]。

最早的英文版《伦敦蒙难记》1895年 [177]，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从海底电缆侦查到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当时孙中山是钦犯。一星期后他在英国利物浦登陆。10月11日，孙中山被公馆抓住 [16]。12日到14日，孙中山设法与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ne）取得联系，但全都失败了。他扔出去的小纸条由于地理原因没有抛到街上，反而被人发现。清使馆决定以“遣送疯子”之名通过水运把孙送回清国。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馆仆人间传开，基督徒的女管家贺维太太知道后于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后，连夜寻找参赞马格里并且报案，但是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苏格兰场警察局报案，并无所获。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报》。而康德黎担心公使馆可能连夜把孙弄走，专门监视公使馆动静。19日，外交部已经开始行动——康、孟对此事并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录口供，申请开庭，监视水运。22日外交部转守为攻。马格里称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夹在中间确实难做。但龚拒不放人。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地球报》揭发这一消息，舆论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称英庭因为舆论压力才放孙中山之说也不成立。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被放。康德黎资助了孙中山50英镑，出版了《伦敦蒙难记》 [17]。“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使得他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后，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超过孙中山 [18]。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

革命党人章太炎创作了《正仇满论》《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之道德》《中华民国解》等，邹容创作了《革命军》，陈天华创作了《警世钟》《猛回头》，打击保皇派，宣传革命思想主张，一些革命党人收集了明末清初作品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 [20-22]，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进行宣传 [23]。这些作品留给了人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乃至流传到了南方新军与北洋军 [24]。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 [25]。在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23] [26]。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 [25]。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宋教仁建立华兴会 [27]。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

1905年，同盟会成员在东京1905年7月，孙文、黄兴、 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部分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文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文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文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 [29-30]，后主张通过军政训政实现主张。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在东京召开后，一批日本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例如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宫崎滔天；又如长崎的富翁梅屋庄吉等。日本离中国很近，又是一个岛国，那里成为革命党躲避镇压、联络同志、建立组织、筹措资金、培养力量的好去处，并从当地引来众多帮助中国革命的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章太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31-32]。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中国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33]。

1907年初，主要因军事主张大量政治主张的不同，最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要求孙文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总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兴、刘揆一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教仁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1907年7月一些革命党人和一些会外人员组建共进会，专门策划在长江中下游的起义。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等成立光复会。

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一些革命党人，而中国同盟会的领袖孙文却对革命矢志不渝。坚持不懈。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孙文来日本之际，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请求孙文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孙文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经取消，有力者尽可另树一帜。 [34]”

孙中山手书“十六字纲领”宋教仁等人对孙文彻底失望，为了让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于该年6月，在东京研究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调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队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会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胆识，彻底否定了孙文在两广沿海地区零敲碎打的自杀式会党策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为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浙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 [36]。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之前发动的起义

钦廉防城起义

钦廉上思起义

云南河口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

立宪运动

主词条：立宪运动

1906年，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与家人在东京虽然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及之前，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就先后提出过立宪 [37-38]，1893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在我国比较早的使用“宪法”一词，由此开启了中国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 [39-40]。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 [41]。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 [42]。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国内舆论是一致认为，“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 [43]要求清政府推行宪政。立宪人士积极奔走，立宪发展为一种全国性思潮 [44]。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认为以其国力不足以独霸中国。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同时遏制其他列强在华吞食过多利益，日本改变了对待清政府与革命党的态度，不再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取消了对孙中山长达十几年的政治庇护，查封了同盟会会刊《民报》。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45]。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全文 [46]）。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 [47-48]。

西方人画笔下的摄政王载沣与小皇帝溥仪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 [50]，使得部分人对君主立宪信心大增 [51]。但《宪法大纲》虽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颁布的宪法为蓝本，但它删去了日本宪法中对天皇权力限制的条款 [52]。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冬天，爱新觉罗载湉和叶赫那拉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 [42]。光绪之弟、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监国，为摄政王。预备立宪进入第二阶段。载沣监国摄政后，两次重申继续进行预备立宪与立宪作为国策的不可动摇性 [53]。取得了一些国际方面的认同 [54-55]。1909年（宣统元年）10月4日，除新疆外 [56]，各省先后宣告成立咨议局 [57]。

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免职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官员，大肆提升载涛、载询等满族亲贵的官职，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 [42]。在载沣担任摄政王一年之后，一度对他执政前景相当乐观的西方媒体就改变了判断 [58]。同时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宣统二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京师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 [59]。

1911年清朝“皇族内阁”成员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的内阁。13名国务大臣之中，汉族仅4人，满族9人（一说满族8人，蒙古族1人），而皇族竟有7人（另有6人、5人之说）， [60-61]故人称“皇族内阁”（成员名单 [62]） [63]。“皇族内阁”的成立，引起立宪派的强烈不满 [64]。但他们还没有绝望，又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名义上书力争，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 [65]。但得到回答是：“黜陟百司，系皇上大权，议员不得妄加干涉。 [66]”立宪派纷纷感到失望，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革命阵营 [67-68]。

经过播报编辑

经过

保路运动

主词条：保路运动

兴建铁路作为一种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确立的 [69]，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自甲午战争结束到1911年，清王朝共建铁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新政时期建设而成。但主要依靠外资资助修筑的就长达4029公里，约占总长度的81% [70]。但是作为回报，帝国政府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这就导致了中国利权的严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鸿章在世时还是不无遗憾地说道：“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 [71]”

1903年12月2日，满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 [72]。各省绅商随之掀起规模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这种行动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更大的共鸣。粤汉铁路于1900年承包给美国永兴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士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转而自己修筑，此举得到张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绅王先谦从中周旋，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赎回原先由美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废除了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在这个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工作也先后付诸实施，要求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并实际收回了一批筑路权，铁路商办运动进入高潮时期 [73]。在此后4年间，全国在15个省创设了18个大型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 [74]。

推动铁路国有化、时任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清末商办铁路虽然资本匮乏，但是在国人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之下，均设置了严格的受款规定，坚决拒绝外资、不招洋股、不借洋债，故而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铁路建设费用极大，一时间又筹不到足够资金，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协助，一时“租股、派股”盛极全国各地 [73]。湖北咨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对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彩票，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进而决定由各府县分担股额，各县从五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购股，由此合计可达四百二十余万元。他们进而估计，湖北各地的商会、军人会、及其他团体，均深受舆论刺激，分担股份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 [76]。但当时一些社会舆论也认识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无益，“反以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 [77]”盛宣怀 [78]、梁启超 [79-80]也持此种看法。商办铁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资金短绌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存在经营不善、贪污挪用、亏损严重的问题。铁路建设领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靡然成风，商办铁路公司的铁路建设就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 [81-82]。

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 [83]，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将实行铁路国有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确定下来。1908年中央政府借规划全国铁路之名，下令切实勘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已经流露出把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意图。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单是政府层，国内大舆论也开始呈现出实行铁路国有的趋势 [84]。曾经引领国人成功收回路权的张之洞此时也在修正自己的铁路建设融资理念。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帝国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草约，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在当时，这一草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政府所担心的过于猛烈的反对声浪。民间舆论也有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迹象。随着津浦铁路、沪杭甬铁路、湖广铁路的借款基本洽谈完成，拒款运动已发生明显转向，在这种情况下，报章开始公开讨论铁路外债的可行性问题 [85]。1911年初，盛宣怀在度支部尚书载泽的支持下接任邮传部尚书一职后，更加快了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正式发布“铁路国有”上谕（全文 [86]）。5月13日，长沙市面就出现保路揭帖，次日长沙发生万人游行请愿，18日，第一次衙门请愿爆发；在川汉线已动工的湖北，盛宣怀为强夺股权，下令停工，引发宜昌商人、民众聚集抗争，清廷调集军队弹压，双方发生冲突，死伤20多人，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次流血事件。6月16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在成都召集川汉股东临时大会，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东达2400名，次日，闻讯而来的各界学生、市民